香港七一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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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一”遊行，是香港民間團體自 2003 年起，在每年7月1日舉行的大型遊行。第一次2003年的主題是反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是香港繼1989年 5月28日150萬人參加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及1989年 5月21日100萬人冒著八號風球遊行後最大型的一次遊行活動。(参見六四事件)

[编辑] 背景

2002年，政府開始就《基本法》23條立法進行諮詢程序。同年 12 月 15 日，由多個反對立法的民間團體組成的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在香港舉行了第一次反對23條立法遊行，原本預計只會有 5 千多人參加，但遊行人數卻達到 6 萬人之多。

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的爭議改變了原定的計劃。政府想趕及在2003年7月9日將《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又稱「二十三條」)草案提交至立法會通過。民間人權陣線遂在同年7月1日舉辦遊行，號召市民上街表達反對立法的意願。

2003 年七一遊行，主要是反對「二十三條」立法，認為會損害香港的民主自由。

有分析認為，有不少因素促成是次遊行人數眾多。其中，市民對行政長官董建華及其帶領的特區政府施政（特別是董建華連任後的2002年 7月-2003年7月期間）的不滿亦是主要不少市民走上街上遊行的原因之一，是次遊行將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政府的各種施政失誤、市民對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偏高及其他民生問題所帶來的社會壓力引發出來。此外，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的偷步買車事件、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二十三條立法的推銷過程中那種強硬及不願協商的態度以及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沙士」(非典型肺炎)爆發時隱暪疫情的責任問題亦被視為導火線。

[编辑] 2003年

[编辑] 誘因

香港回歸六年一直受經濟不景、失業率高企等問題困擾，2000年發生「zh:數碼港;zh-hk:數碼港;zh-tw:數碼港;zh-cn:数码港;zh-sg:数码港事件」及「港大民調風波」、2002年發生「仙股事件」等，市民對政府不滿，港大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行政長官董建華的評分逐年下降，到2003年6月董建華評分為44.1分（100分滿分），對特區政府不信任度逾四成。

學者普遍相信，在政府民望及信任度持續偏低下，政府仍然因為當時立法會親中議席佔多數而可以順利通過條文而漠視民意「硬推」23條立法、梁錦松偷步買車事件，加上2003年初的SARS，均為促成是次七一遊行多人上街的催化劑：

[编辑] 偷步買車事件

主条目：梁錦松#「凌志門」事件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於2003年 3月發表大幅增加各種稅項的財政預算案，並指市民「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風流多久便墮落多久）」，事後雖然道歉，但市民普遍不滿。及後被揭發其在大幅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前購入房車，被質疑避稅。事後梁錦松道歉，此間董建華處處維護，於3月15日對梁錦松作出「批評」，但指其有「高尚情操」。於5月15日的立法會答問大會中，指向其質問的民主黨議員李柱銘「唱衰了香港六年，謾罵了特區政府六年，否定了一國兩制六年」，並要他們「與時並進」，否則「時代會拋棄他們」^[1]。

[编辑] 非典型肺炎

主条目：SARS事件#香港

2003年年初，SARS在港爆發，人命及經濟損失重大。市民不滿政府在疫症爆發時反應遲緩，且處於被動狀態，罔顧市民安危。例如起初堅持學校不必停課，直至學校開始自行停課後，才宣佈全港學校停課。後來亦有報道指在政府公佈停課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的孫女已經自行停課，董建華對此一報道不置可否。此外，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3月立法會說「不要讓世界其他地方以為香港發生非典型爆發，這對香港是不利的」，指示記者應「發放準確的信息」，及後亦曾否認SARS在社區蔓延，被質疑隱瞞疫情。醫護人員不滿政府在疫症爆發期間未對前線醫護人員提供足夠保護。

董建華於立法會會議上被問及何以未有處罰或撤換主事官員，矛頭直指楊永強。董建華回應第一句是「咁膚淺嘅（這麼膚淺）」。而市民要求徹查責任，董建華成立的「沙士」專家委員會，卻委任由楊永強領導調查，被質疑「自己調查自己」。^[2]

[编辑] 23條立法

主条目：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在2002年展開的《基本法》23條立法程序，被認為會嚴重影響香港市民固有的自由、權利和資訊流通，但政府對市民的諮詢誠意卻不足。例如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初期原本出席八所大學所舉辦的論壇，但在其中一個論壇中發表共產黨是「波瀾壯闊的革命」、「順天應人，以有道廢無道」，不能算顛覆的言論，又指「希特拉也是民主選舉上台的」，惹來公眾嘩然。

港府於2003年1月28日公佈、蒐集有關23條立法意見的匯編時，表示據統計「過半數人支持立法」，後來卻被發現政府將反對者意見歸類為「意見不能辨別」，葉劉淑儀將此歸咎「電腦出錯」，表示是無心之失。後來有學者成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公眾意見匯編研究組」，將意見重新分類，得出反對人數達六成，葉劉淑儀回應時只謂匯編「這個民意收集工作，其實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這已經過去了」。不少人批評政府歪曲民意，正如當年八八直選的假諮詢一樣。

在SARS爆發期間，政府對推進23條立法進度仍然不遺餘力，對比其抗疫反應，亦令市民不滿。

條文有多個爭議點，例如：

「管有煽動性刊物罪」被指可能危害思想自由；
「處理煽動性刊物罪」要求出版商承擔刊印責任令出版商不滿；
「非法取覽罪」被指妨礙新聞自由，政府亦拒絕加入公罪利益辯解；
「社團禁制機制」中，容許上訴人及或他委任的任何法律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進行法律程序，即「缺席審訊」，衝擊香港一向的司法制度程序，違背「公平審訊」原則；
在法案審議階段，保安局更要求原訟法庭「接納任何原不可被法庭接受的證據」，即所謂的「傳聞證供」。

其中「管有煽動性刊物罪」被廢去，其餘在七一遊行前爭議仍未解決。而在6月16日的條例審議委員會會議，民主黨議員由於參加有關23條立法的論壇而幾乎全員缺席會議，包括自由黨及民建聯的議員便以四個多小時完成草案主體審議。

曾鈺成在會議提出「委員會同意除了在剛才審議過程當中大家明確需要下次會議跟進的事項之外，我們已完成條例草案的逐項審議」的議案，獲得通過。民主派於是無法再要求政府就澄清仍有疑點之處。

七一遊行前，調查指逾六成市民反對《國家安全條例草案》於7月9日通過，只有不足兩成支持。6月26日立法會上有議員批評其「白宮很容易被誤導」的言論，問及到底多少人反對，才會將反對意見聽進去。董建華先是一笑，再指「一個過份政治化的遊行，對香港好不好呢？是不好的」。而葉劉淑儀在6月28日稱，不排除遊行市民在假日將遊行「當作一項活動般參加」，被抨擊侮辱市民智慧。

[编辑] 動員

遊行當日蘋果日報附送的遊行海報

是次遊行由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然而，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指出，在七一遊行中，民主派的動員能力並不明顯，只是香港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達到頂峰，市民在「一呼百應」的情況下自發性出來遊行。另外，遊行前的一個月，部分傳媒幾乎每天都在呼籲市民參加遊行，當中以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及商業電台兩個烽煙節目：鄭經翰和林旭華主持的風波裡的茶杯及黃毓民主持的政事有心人尤甚，有「一報一刊兩支咪」之稱。當中蘋果日報和壹週刊連續多日/多期附送各式遊行海報和貼紙。一般相信「一報一刊兩支咪」對遊行人數有一定影響。^[3]

[编辑] 遊行安排及情況

在7月1日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曾於6月指，相信會有三數萬人參加遊行，而民間人權陣線則估計約10萬人。遊行隊伍於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足球場集合，下午3時出發，並呼籲參與者穿着黑色衣服，以示抗議立法。在此之前，親北京的工聯會已租用了維多利亞公園共八個之中的六個硬地足球場，舉辦慶祝香港主權移交中國6週年紀念的嘉年華會，事後工聯會聲稱有大約五萬人參加維園的嘉年華會，而事後報導為不足五千人。一些專業團體，包括法律界、醫護界及文化界、大專界人士亦於維園對面的中央圖書館集合，再起步到維園。

2003年 7月1日香港六週年當日，訪港的總理溫家寶於遊行開始前離港。在2時左右，地鐵的荃灣線及港島線已擠滿黑衣市民，地鐵閘口由於人流眾多無法應付，地鐵公司需在多人出閘的車站另開通道放行市民，一段時間不需市民以八達通或車票出閘，過後憑紀錄補票。2時30分時，銅鑼灣一帶已經人山人海，未到3時遊行人士已擠滿集合點維園中央草地，大批市民只能在外圍站立。由於車站人數太多，地鐵列車於2時50分不再停銅鑼灣站及天后站，中環站亦實行人潮管制。電話網絡在這期間亦出現間歇性擠塞。

下午2時30分，由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出發，經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中，最後抵達位於炮台里的政府總部。

香港天文台紀錄表示當日平均氣溫超過攝氏三十三度，並發出酷熱天氣警告。由於過分擁擠及天氣炎熱，有遊行人士不適，需送院治理。

3時，民間人權陣線大會在宣讀宣言後，遊行隊伍開始起步，由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出發，經怡和街、軒尼詩道、金鐘道、皇后大道中，最後抵達位於炮台里的政府總部。很多參加者均穿著黑色衣服，帶同標語、貼紙，高叫反對23條口號及其他不同訴求，如要求董建華下台、官員梁錦松、葉劉淑儀辭職、加快民主步伐等，也有人高喊「打倒民建聯」。亦有遊行人士不滿特區政府處理非典型肺炎的手法，導致近300人染病死亡的悲劇，因而要求追究責任。

由於警方明言遊行人數是從維園正門出發作準計算，有市民為免自己不被計算在內，所以靜候維園市民出發，再進入維園，結果灣仔、銅鑼灣市面有兩條向相反方向遊行的長龍，擠在維多利亞公園周邊道路，一直東延至炮台山站附近。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行程，「七一大遊行」的龍頭於4時多抵達政府總部，當時仍有大批市民等候進入維多利亞公園出發。起初警方只封閉遊行路線的金鐘道及軒尼詩道向西行車線，但由於人數太多，結果金鐘道及軒尼詩道來回行車線需全部封閉，北角糖水道至灣仔軍器廠街的東西行電車服務暫停，香港仔隧道往銅鑼灣方向亦間歇性封閉。

在遊行路線上，有因遊行而無法前進的巴士、電車上的乘客將「不要董建華」海報貼在窗前、天橋上的市民及一些商舖亦有展示反對廿三條的海報。遊行人士路經親北京的大公報總部時，向著報社喝倒采，不少人將「不要董建華」海報貼在報社門外。有仍在營業的商舖向遊行市民提供食水。而電視台派出直升機拍攝遊行情況，隊伍不少人在直升機於上空盤旋時均發出歡呼聲。

龍尾到了晚上接近10時才抵達政府總部。由於人數太多，大部分的遊行人士改於中環雪廠街附近作終點，並無步行到政府總部。主辦團體估計遊行人數超過50萬，而警方則公佈當日截至下午六時，由起點到終點之間共有35萬人。此數目並未包括之前已抵達政府總部並已散去及中途加入的市民，事後警方承認低估遊行人數，但指已做到最好，著主辦單位檢討。民間人權陣線則指，早已要求警方在維園多開放一條通道，但旁邊舉辦慶祝回歸活動的工聯會拒絕。工聯會副理事長梁富華回應謂，此舉是不希望出現不愉快場面。

[编辑] 部分遊行的口號

反對廿三，還政於民
老懵董下台，掃把頭下台，梁錦松坐監（坐牢）
董建華保外就醫
非典危，港人更危；生活難，自由更難；人心險，廿三更險；疫症多，狗官更多
非反立法，反立非法！
民智不可欺，民意不可侮
倒董杜蟲割孽瘤，香港從此去煩憂
無能管治，災難綿綿
董建華，你玩夠未？下台造福香港地
Mr. Tung, stop INSULTING our INTELLIGENCE with your unbelievable comments about ARTICLE 23
通過23，香港唔易生
政府傲慢無能，港人受苦遭殃

[编辑] 影響

主条目：七一效應

七一遊行翌日，本地及外國傳媒均以遊行作為焦點。大部份本地報章更以大篇幅報道事件。各本地報章在7月2日的頭條新聞如下：

《蘋果日報》：香港人萬歲
《星島日報》：五十萬人和平上街
《成報》：七一大遊行35萬人上街
《明報》：50萬人反對23
《東方日報》：50萬人上街
《南華早報》：Premier Wen wins hearts but avoids the issues
《太陽報》：50萬人怒吼
《文匯報》：溫總十二字勉港人
《大公報》：溫總贈言：理解信任團結信心勇氣行動

其中《大公報》在七一遊行前發表社論指七一遊行組織者「密謀亂港」、「喪心病狂」，呼籲「有良知、有正義、有愛國心民族感的市民」抵制；而在七月二日並無提及七一遊行情況，只提及「六萬人慶回歸」，參加維園的嘉年華會。

《文匯報》未有提及任何遊行情況或人數，有一篇新聞稿以遊行人士對特首董建華任期的倒數鐘上的董建華肖像喝倒采、「口出穢言」、「擲膠水樽」及在《大公報》報社貼上示威海報為例，指出遊行人士「極不理性」、「毫無文化」，並在社評中指遊行造成「負面的衝擊」，反問商界會否在一個「社會秩序不穩定的城市」營商。

美國商會主席詹康信認為，香港人用和平方法表達意見，他為此感到驕傲，不會影響外商投資意欲，長遠對香港會有正面影響。香港總商會表示，五十萬市民上街有秩序、和平地表達意見，不會影響香港營商環境。而這次遊行和平、有秩序進行，普遍認為反映香港的公民素質良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鄔維庸指，不應以為人多、壓力升級就幻想可以不立法，政府可讓步的都讓了，現在要讓步的應是市民。

7月1日，晚上行政長官董建華發表書面聲明，關注很多市民參與遊行，理解他們所表達的訴求。他並謂，特區政府充分了解市民重視人權和自由，政府的立場和市民一致。其後兩天他在上班時僅以「早晨（早安）」二字回應記者各種提問。民建聯的陳鑑林及曾鈺成先後於訪問中指遊行人士是被「誤導」，當中陳鑑林更在鄰近維園的天后地鐵站內當著前往遊行人士的面前以囂張的態度對記者說「有很多人被誤導」，即時被喝倒采，這個片段在當日不斷重覆播放。兩人事後均道歉。

7月2日，多名政府高官召開特別會議，商討七一遊行後的對策，但會後大部份官員均沒有發言，李國章則着市民相信政府。民主派聯署要求撤回23條立法、與各階層對話及盡快展開政制改革。民建聯及一些功能界別議員則堅持如期立法。議員黃宜弘受訪時說，相信市民是被「誤導」。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對大量市民遊行表示關注。有學者則指若政府不押後立法，將出現嚴重政治危機，亦有學者認為可進一步修訂條文以釋公眾疑慮。

7月3日，民建聯向政府建議修訂23條草案條文，包括抽起禁制組織條文，及在竊取國家機密一項加入公眾利益辯解。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在晚上赴京會見中央員。

7月4日，董建華首度開腔回應七一遊行，指知道市民訴求，正小心、全面地考慮所有意見及建議，相信快有決定。他並強調立法是公民及憲法責任及「與中央關係很重要的一環，亦絕對不會、絕對不會影響香港市民的自由及人權」。銀行界立法會議員李國寶應中央領導人邀請，會見港澳辦主任廖暉，受訪時說他會「忠直反映自己及香港人的想法」。支持立法的黃宜弘批評，立法是香港人的事務，毋須上京「陳情」。民主黨議員司徒華亦稱，基本法規定「自行立法」，有意見者應直接與董建華對話。

7月5日，行政長官董建華發言，說七一遊行是表達「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關注，表達對政府施政、尤其是對本人施政的不滿」，他當天一直看電視直到晚上。他並對國安條例最具爭議的內容作出修訂，內容與民建聯在數天之所提的建議一致，即取消部份「禁制組織」條文、在「非法披露官方機密」罪中加入公眾利益作抗辯，及取消警方可不需法律手令入屋調查的條文。董建華說，事件已經政治化，不希望令社會分化，故堅持下星期三交立法會二讀草案，並說有信心有足夠票數通過。他補充，七一遊行市民「很理性，有秩序，表現出良好的質素。這是維持香港穩定的必備條件」。^[4]

有法律學者指「禁制組織」條文雖然取消了「取締內地從屬組織的香港分支」，但「由保安局制訂上訴規則」及「缺席聆訊」等爭議仍然存在；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則指新加入的公眾利益抗辯所定的範圍太狹窄且公眾未有足夠時間理解。

7月6日晚上10時，自由黨在會議後表示，不接納三項修訂，會反對如期二讀國家安全法。主席田北俊向董建華提出辭去行政會議成員職務（行政會議成員投票取向需與政府立場一致），即時生效。由於自由黨反對，法案必定無法如期通過。政府連夜展開特別會議，於7月7日凌晨發表聲明押後立法，並在同日下午回應記者提問，表示社會需要冷靜和團結，押後立法是回應了市民的要求。

7月9日，民間人權陣線在立法會附近集會，董建華表示會持開放態度。最後主辦單位公佈有5萬人參加集會，有市民向政府官員及支持政府的議員座駕喝倒采，亦有市民擲熒光棒。立法會議員黃宜弘則向市民伸出中指。

7月16日，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與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於晚上先後在七時多及九時多公佈辭職。事後葉劉淑儀在出席香港工聯會致敬晚會的致辭時，說看到社會有時有「歪風」、有人「顛倒是非，黑白不分」。

9月5日，董建華宣佈撤回《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承諾先搞好經濟，並會再次充份諮詢市民，達到共識後才再立法；重申沒有時間表。

而在11月23日的區議會選舉中民建聯議席減少近三份之一，被形容為「慘敗」，立法會議員劉江華以及葉國謙均告落選，主席曾鈺成引咎辭職。普遍分析認為，這與民建聯不顧一切親中立場及七一遊行有關。曾鈺成在辭職時亦指「發生了七一、然後政治環境轉變、然後很多人投票」，當政府民望低落時，民建聯會受影響。但他表示仍會繼續支持政府。

[编辑] 參加遊行原因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遊行當日進行的調查顯示，有91.9%的遊行人士指遊行是因為政府的總體表現使人失望；91.5%表示遊行是因為政府的總體表現使人忍無可忍；89.8%表示遊行是因為反對23條立法。另外，83.5%受訪遊行人士認為香港人應該用「人民力量」的方式促使董建華下台，82.6%表示董建華應該下台。^[5]

[编辑] 2004年

2004年7月1日，“七一”遊行延續，主題改為“爭取07、08普選”，大會呼籲市民穿白色衣服參與遊行，以表達對普選的期望。另一方面，有親政府團體呼籲市民穿紅色衣服，參加另外一個要求民主的靜坐集會。雖然當日香港天氣炎熱，但2004年的“七一”遊行人數依然高企，主辦單位指人數估計有高達53萬，較2003年的50萬人還要多，警方指只有20萬人，可是這數字引起了爭議，因為多個統計都是不足20萬，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高級講師葉兆輝指出，遊行人數最多有19萬2千人^[6]，但是至今泛民主派仍然堅持53萬這個數字，於是2005年的七一遊行民陣也採用了葉兆輝的統計。

[编辑] 2005年

2005年7月1日，“七一遊行”第三年舉行，主題為“反對官商勾結，爭取全面普選”，大會再次呼籲市民穿白色衣服參與遊行，以表達對普選的期望。此外，民間人權陣線公投小組計劃于2005年“七一”遊行時在維園進行“七一”模擬公投，公投議題是「○七、○八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

但與往年不同的是，這次遊行有不少爭取其它訴求為主的人士加入，如爭取原工資水平的海外家庭傭工、反對香港大學醫學院冠上贊助10億港元的富商李嘉誠之姓名的教學人員和校友、爭取平等權益的同性戀者、爭取居港權人士以及一些法輪功的修練者等。而這一次遊行之前發生了一些插曲，團體明光社高調反對在同性戀者團體帶領隊伍下一同遊行，引起了社會不少議論。

根據香港警方在維園出發點的統計數字，約有11,000名市民參與遊行，而民間人權陣線起初表示有45,000人參加，及後修正遊行人數為21 000人。然而，有遊行人士懷疑警方把人數大減，比起當天上午的慶祝回歸巡遊還要少（警方估計有2萬多人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