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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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寧變法，又名王安石变法，指北宋时期，大臣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革北宋建国以来积弊的一场改革，由于具体实行中出现一些问题以及没有处理好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最后同反对派之间放反反覆覆地争斗，基本上处于被批评的局面，但是一些具体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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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背景
北宋中葉以後，內部方面，政府官员数目持續膨胀激漲，導致薪俸恩賞持續增加。另還有各種宗教費用的支出等。對外方面，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使得軍事費用增加，在在使得北宋的國庫空虛，人民生活壓力更加沈重。
北宋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與（王）介甫書》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於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 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於恕乎！” ；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則寫了〈答司馬諫議書〉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後來兩人完全絕裂，司馬光跟皇帝辭職，隱居洛陽專心撰寫《資治通鑑》。
[编辑] 具体内容
熙寧二年（1068年），設置制三司條例司，是王安石推動變法第一個設立之機構，原本宋朝的財政由三司掌握，王安石設立置制三司條例司來作為三司的上級機構，統籌財政，是當時最高的財政機關。
均輸法此法已久，早在西漢桑弘羊時試行，唐代以後各县置均輸官，達到“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寧二年七月，為了供應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費，又要避免商人屯積，在淮、浙、江、湖六路設置發運使，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的原則，負責督運各地「上供」物質。意在省勞費、去重斂，減少人民的負擔。
熙寧二年（1069年）實行青苗法，規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穀，以補助耕作。
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當地居民照每戶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
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鄉村住戶，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以住戶中最富有者擔任保長、大保長、都保長。用以防止農民的反抗，並節省軍費。
又稱“免役法”，熙寧四年（1071年）一月，由司農寺擬定，開封府界試行，同年十月頒布全國實施。免役法廢除原來按戶等輪流充當州縣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官府自行出錢雇人應役。雇員所需經費，由民戶按戶分攤。原來不用負擔差役的女戶、寺觀，也要繳納半數的役錢，稱為“助役錢”。
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三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後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市易司），在平價時收購商販滯銷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同時向商販發放貸款，以財產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納息二分。用以達到“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餘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戶一匹，富戶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熙寧五年（1071年）八月由司農寺制定《方田均稅條約》，分「方田」與「均稅」兩個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縣長舉辦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為五等，「均稅」是以「方田」丈量的結果為依據，制定稅數。
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八月廣設軍器監，負責監督製造武器；並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
[编辑] 实行效果
王安石的變法對於增加國家收入，有著積極的作用，但王安石急於求成，推行過急，利弊互見，遭到許多反對。倡行“市易法”的魏澤宗認為“憤惋自陳，以謂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議，都邑之人不勝其怨。”韓琦在熙寧三年奏疏中稱，“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
熙寧六年（1073年）大旱，安上門監鄭俠畫《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身背鎖械，或口食草根，告訴皇上說旱災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對變法產生重大懷疑。王安石認為“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司馬光又上《應詔言朝廷闕失狀》，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繼續執行，吕惠卿私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熙寧九年（1076年）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受到重大打擊，坚决求退，退居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蘇東坡、范純仁等人皆曰不可，溫公執意而行，不久王安石在南京病死，同年九月，司馬光病逝。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在宣仁太后主導下，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支持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從此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不可自拔。
[编辑] 历代评价
明代楊慎的《鉛丹錄》對王安石極盡毀謗之能事，謂為“古今第一小人”。最嚴厲的指控是：“王安石的變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入清後蔡上翔則有《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文為王安石之辨誣。
梁啟超的《中國六大政治家——王荊公》一書為王安石及其變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參考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梁稱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
青苗法和市易法實為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雛型，免役法堪稱「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熙寧八年（1075年），農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後，「荊公初執政，即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溝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功利大小酬賞。其后在位之日，始終汲汲盡瘁于此業。史稱自熙寧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所興修利水田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云。」，「荊公所開水利，不可悉數，其大者曰浚黃河，清汴河。」
從各項經濟上改革內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規模甚大，其中理財方面最為重要，只可惜實行上反而成效一般，受到時人抨擊。平情而論，王安石變法遭到失敗，不能完全推到守舊派反對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檢討。茲就四方面論之：
(一) 政策未能對症下藥──王安石的變法所針對的只是皮毛，遠未到核心問題──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則是因為冗官冗兵。不針對到冗官冗兵，財政問題解決不了。但王安石的改革非但不是針對支出太多問題，反而是以增加國庫收入為主，如此則不能解決財困。又如軍事改革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非針對到宋朝的軍事死穴──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
(二) 政策本身之缺點─—如青苗法、免役法之實行，與理想相去懸絕。如果貧困民戶自願請貸官錢，尚有可說，但實際上是地方官強迫農民五家互保後在逐家派定數目，稱為散青苗，地方官為了保障秋後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對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貧下之戶，蓋怕貧下戶無力償還，這還談什麼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這數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負擔的。
(三) 拘泥古制─—王安石說他的新法皆出於先王及孔子遺訓，以塞反對新法之人的口，如將青苗法比之「周禮」之泉府；免役法本之於「周官」的府史胥徒，王制之庶民在官祿足以代其耕；保甲法比於先王之農為兵，市易法比於漢之平準。古今風俗不同，環境各異，源於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時合宜。
(四) 剛愎自用─—王安石性剛，與神宗議論國事，有所抗辯，聲色俱厲，神宗每為之改容聽納。創行變法之初，司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安石覆書抗議，深不以為然，二人本是極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從此畫地絕交。
(五) 任用非人——安石不樂聞逆耳之言，但喜歡聽人恭維和奉承話，於是投機份子章惇、呂惠卿之流，曲意迎合，因緣重用，遂使新法的推行變了質。
梁啟超對變法的結論是“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
[编辑] 参考文献
- 《续资治通鑑长编》 李焘 宋朝
- 《宋史》 脱脱 元朝
-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杨仲良 宋朝
- 《临川集》 王安石 宋朝
- 《温国文正司马公集》第六十卷《与王介甫书》
- 《王荆公》 梁启超 清末民初 上海广智书局 1908年 1909年
- 《王安石》 邓广铭 三联书店 1953年
- 《王安石变法》（增订本） 漆侠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 《上下五千年》 曹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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