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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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是二十世紀下半最常使用來分析語言、文化與社會的研究方法之一。不過，「結構主義」並不是一個被清楚界定的「流派」，雖然通常大家會將索緒爾的作品當作一個起點。結構主義最好被看作是一種具有許多不同變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種文化運動一樣，結構主義的影響與發展是很複雜的。
廣泛來說，結構主義企圖探索一個文化意義是透過什麼樣的相互關係（也就是結構）被表达出來。根據結構理論，一個文化意義的产生與再现造是透過作為表意系統（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種實踐、現象與活動。一個結構主義者研究對象的差異會大到如食物的準備與上餐禮儀、宗教儀式、遊戲、文學與非文學類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娛樂，來找出一個文化中意義是如何被製造與再製造的深層結構。比如說，人類學與民族誌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這位早期著名的結構主義實踐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話學、宗族以及食物準備這些文化現象。
在分析文學的領域，結構主義者能將一個故事中各元素的潛在關係（也就是結構）揭露出來。這裡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西城故事》和《羅密歐與茱麗葉》的關聯性。儘管這兩齣戲劇發生於不同的時間與地點，一個結構主義者會說它們是同一個故事，因為它們具有相似的結構。在這兩個故事中都有一個女孩與一個男孩墜入愛河（或者可以說是+LOVE），然而他們的家族彼此仇恨對方（-LOVE），這個衝突最後經由他們兩人的死而獲得了解決。現在如果有另外一個故事是兩個彼此友好的家庭（+LOVE）為他們的小孩安排了一場婚事，然而他們的子女彼此仇恨對方（-LOVE），而最後這場衝突的解決辦法是兩個子女用自殺來逃避這場婚事。一個結構主義者會說後面第二個故事是第一個故事的「倒置」，因為愛情價值以及兩對團體的關係剛好是顛倒過來的。總言，結構主義者能從一個故事中將其所代表的「意義」揭露出來，而非找出作者的意圖。
結構主義的出現，幫助人們從生活中混亂的表象中，揭露隱藏其中的完整結構，但亦因此一簡約化的結果，造成結構主義把「文本」作了過多的解讀，而讓學者創造出許多並不存在的意義與結構。另外還有各種立場是位於這兩個極端立場之間；而事實上，許多關於結構主義的爭論就是在試圖釐清上面所說的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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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索緒爾的《教程》
[编辑] 語言學中的結構主義
索緒爾是令結構主義於20世紀重現的始祖，因為他的讲义经由学生整理在1916年出版命名为《普遍語言學課程》，其中並不關注言語或語言的使用反而關注語言系統，他稱之為“理論符號學”－「符號學是研究既存在社會結構下，各種符號的科學。」最終，他認為語言符號是由意符及意旨所組成。這跟以前關注字與事物的關係的手法很不同。
《普遍語言學課程》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語言學家有很大影響。美國的L·布龍菲爾德（Leonard Bloomfield）發展了自己的結構語言學，正如丹麥的Louis Hjelmslev的那一個學說。在法國，安戴尼·梅勒（Antoine Meillet）和Émile Benveniste延續索緒爾的課程。最重要的是布拉格語言學學校的成員，例如Roman Jakobson 及Nikolai Trubetzkoy 開展了有關的研究。
[编辑] 二戰後的結構主義
在整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间，萨特所推行的存在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开始冲击法国并显示出优势。结构主义最初在法国流行，继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
结构主义反对人性自由和选择的观点，而是集中关注人类行为是由各种各样的结构组织所决定的研究。以此观点为据的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1949年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二战期间，列维.施特劳斯在纽约结识了杰科普生，受到了杰科普生的结构主义以及美国人类学传统理论的影响。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他从结构观点来考察亲属关系，并试图证明不同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少数基本亲属结构的相互置换。随后于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一书，收录了阐述其结构主义思想纲要的论文。
到六十年代初期，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已经盛行。有人认为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统一标准的研究途径，几乎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学科。羅蘭·巴特和雅克·德里达则集中研究如何将结构主义应用于文学。
[编辑] 對結構主義的反動
[编辑] 其他主題
[编辑] 參考書目
- Francois Dosse. History of Structuralism (two volum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Jonathan Culler. Saussure.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 Glasgow, 1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