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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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仲耘（1916年—1966年）女，安徽省无为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長。1966年 8月5日，她被该校红卫兵学生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公开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编辑] 生平

根据卞仲耘生前所写的一份自传，她的父亲出生贫寒，先在钱庄做学徒，而后自己开了间小型钱庄，后来又当上了该县商会会长。1937年，21岁的卞仲耘高中毕业时未能考上大学，就当上了小学教员，并利用业余时间补习功课，准备再考大学。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春，她随芜湖女子中学迁移长沙，参加了当地的战地服务团。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学经济系，后又转入齐鲁大学，1945年毕业。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尧一起去了共产党的解放区。

建国后，1949年，卞仲耘调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工作，历任学校教导员，副教导主任、主任，校中共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副校長。由于当时该校没有校长，在文革开始时，卞仲耘实际上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最高负责人。1966年夏，被红卫兵（实际上都是自己的学生)打死時，50岁的她，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同时，她还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

[编辑] 不堪回首

[编辑] 背景资料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西城区，是该市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由于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再加上，文革前，該校就已经是北京的重點中学之一，很多中共高级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学讀读书。毛泽东的兩個女兒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学毕业的；文革開始時，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学生。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這一特點，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关联。

[编辑] 女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學的被毛泽东“赞扬”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师大女附中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級，是当時中共东北局书記宋任穷的女兒。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就取代原校領導，开始掌管学校。

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示。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物件。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駡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编辑] 卞仲耘的“罪状”

在大字報上，卞仲耘的第一條“罪狀”是參與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即便是由这麽一个军事政变，那也不可能讓一個中學副校長知道。在当时，沒有人敢質疑，没有人能辯解。

第二条“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爲學生的安全，學校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裏挂的毛主席像帶出來，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类似这样荒诞的“罪名”还有很多。例如，反毛澤東思想，诬蔑党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繫，低級趣味等等。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的大字报，这样写道：『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這就是文革開始後中學女生所使用的語言。

[编辑] 死亡“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卞仲耘受尽凌辱和摧残。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编辑] “黑幕”终降临

1966年7月31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因是學校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鍾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对她进行殴打、辱骂、扔髒東西。当有人发现卞仲耘“已经快不行了”的时候，群情激昂的红卫兵却怕影响不好，干脆将卞仲耘放在一辆手推车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杂物掩盖起来。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将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邮电部医院。而此时，卞仲耘的尸体早已僵硬。當時丈夫王晶堯買了一部相機，為她拍攝血跡斑斑的遺照。三十多年后，王晶尧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台“神州穿梭”节目采访时表示：“当时，北京正值夏天，最热的时候，不要说是一个饱受摧残和虐待的人；就是一个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儿来。”

在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鄧榕等人的虎視眈眈下，醫生寫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最终，王晶堯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场火化。

[编辑] 讨还公道

1971年，林彪死后，文革領導人開始緩和對被整的幹部的政策。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1976年，毛澤東死去，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否定文革的過程。1978年，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爲她“昭雪”。王晶堯一再要求，用那400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裏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

但同时，王晶堯也開始設法通过法律的途径，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 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并控告一個曾因跟人私怨在“斗爭”卞仲耘大會上製造僞證的外校人員，以說明卞仲耘有男女關係問題。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检察院却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理由是“追訴時效期限”已过。1989年 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应予维持”。

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後，面對“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王晶堯的讨“债”之路似乎已經走到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