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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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傕（？—198年），字稚然，東漢末期涼州北地郡人（現在甘肅省東南部），原本是董卓的部將，在董卓被呂布、王允聯合所殺之後，與同僚郭汜、張濟等人合作攻進長安，在擊敗呂布殺了王允之後，劫持漢獻帝，短暫的掌握了漢王朝，挾天子以令諸侯。但李傕、郭祀等人掌權時代(192年六月—195年八月)，雖然對朝廷有很大的影響力和一定的控制，但似乎並沒有掌控所有事務。因為從李、郭的官位來看，192年九月只有李傕任司隸校尉、開府，和三公共稱四府，有參與「選舉」的權力(賈詡則從一開始就被李傕任命為尚書，「典選舉」，不過一力保持朝廷正常運作，不受李郭等破壞)，另外郭汜、樊稠、張濟則只得到將軍位而已。雖然史書記載此時李、郭、樊三人已「共掌朝政」，但很重要的是，當時主持朝政大小事宜的，仍有「錄尚書事」這位總理朝政的最大職官，李郭等沒人當過此一職位。不過錄尚書事此官銜在李郭等掌權時屢次換人，在職者皆不久任(不過任職者都是原已在朝的名士高官，是跟李郭基本立場對立的名士集團)，可以看作是李郭不欲培養出另一個王允(王允當初就是以錄尚書事在董卓眼皮底下壯大，最後結合呂布殺掉董卓)。
基本上李郭掌權的大原則是「和解」，也就是互相妥協，承認彼此的權力利益。這表現在內部上，就是上段提到朝廷仍有錄尚書事主持朝廷運作，以及只有李傕一人有正式參與朝政之權；表現在外部上，則是192年8月依照光錄大夫周忠、尚書賈詡的建議，派太傅馬日磾（錄尚書事）、太僕趙歧持節和解關東，造成以下的事項：
- 劉表在192年冬「遣使奉貢，傕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為己援」
- 使原來起兵對抗董卓的河南尹朱雋拒絕與陶謙聯合攻李傕、迎天子的計畫，轉而罷兵入朝，復為太僕。
- 193年正月赦天下後（雖然李傕等掌權時年年正月都大赦天下193年—195年），授袁術以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欲結袁術為援。
- 袁紹與公孫瓚和解罷兵。
- 193年三月陶謙遣使奉貢，詔拜謙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以陶謙部下趙昱為廣陵太守，王朗為會稽太守。
- 193年，天子遣使者段訓增劉虞封邑，督六州事；拜公孫瓚前將軍，封易侯。冬十月段訓至幽州，恰逢劉虞被公孫瓚敗擒，公孫瓚脅迫段訓斬殺劉虞於市。
- 193年以後轉汝南太守徐璆為東海相、李郭掌權時曾命荀攸為任城相，但荀攸拒絕(荀攸當時還不是曹操的部下)。
但是，李傕等仍然讓金尚為兗州刺使、壺壽為冀州牧，意欲奪取曹操、袁紹的根據地(雖然金尚、壺壽可能是王允掌權時派遣的，但兩人後來既然能到任而被曹操、袁紹逐殺，代表李傕等希望曹操、袁紹失去根據地而沒有撤回王允派任的詔令)，可見此和解並非全面與關東和解，對於當初的關東軍盟主袁紹，李傕等仍有聯合袁術、陶謙、公孫瓚共制袁紹、曹操的意圖。另有一點奇怪的事情是，呂布在193年六月離開袁紹投靠河內太守張楊之後，雖然李傕等大力購求搜捕呂布，以報董卓之仇，但因為張楊一意保護呂布而不果，反而下詔封呂布為穎川太守。只能勉強解釋為李傕意圖借袁術之手殺掉呂布，但呂布卻從未到潁川就任過，使李傕的陰謀落空。
可是後來，在內部上，此種尊重朝廷、百官的和解政策漸趨崩壞(外部的和解政策則不知有無變化)。事情的肇始是194年3月馬騰、韓遂聯合關中部分士大夫(包含劉焉的兒子)共攻李傕等，李傕等大敗馬、韓之後，郭祀、樊稠立功而加「開府」之權，造成郭、樊權力大增，跟三公、李傕合為六府，不但「皆參選舉」，實際上更是「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壹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於是雖有錄尚書事與三公，朝廷在關中內部的權力開始大削。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大原因，是和解政策的定計者與執行人賈詡失去其功效。在194年之前，賈詡都能力保朝廷的正常運作，不受李傕等人的干擾，這是因為李傕等對賈詡「親而憚之」（賈詡畢竟是讓李郭等從王允手上死裡逃生的大恩人），賈詡所言李傕等都能敬而受之的結果。但是194年李傕不讓御府照獻帝的命令取繒(一種布)為宮人製衣服，又強取御府原本要賑濟貧民的錢財，不但是李傕侵害朝廷運作的最佳證明，當時賈詡勸李傕退回錢財並執行獻帝的命令，卻被李傕一口回絕之事，恰恰代表賈詡失去過往的功效，李傕不再完全對賈詡言聽計從。
另外馬騰、韓遂兵敗回涼州的一個結果是，河西四郡因為馬、韓割據隴西等地，和涼州的州治漢陽郡的冀城交通阻絕，於194年六月上書要求別置一州，於是朝廷任命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使，治理河西四郡，也代表當時涼州郡治和河西四郡一直都在朝廷或李郭等人的管轄之下。
194年是李、郭、樊三人權力最大，最意氣囂張並攀上山巔的時刻，但也是他們走下山谷的起點，一切都起因於194年的全國大荒年。當時曹操與呂布在兗州從六月到九月相持百餘日，因為此大旱造成的大飢荒委兵相走，不但「人相食」，曹操與呂布的兵力也各自降到不足兩萬。同樣，關中從194年4月開始滴雨未下，到7月已造成赤地千里、白骨遍地的大旱災(雨季卻沒下雨)，當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民互相格殺吞食。幸虧漢獻帝命令分發太倉米豆救災，並懲處發放不實的侍御史侯汶，以及九月桑復生椹，人民可以桑椹果腹(袁紹的軍隊常吃)，才稍微減少了每日的死亡人數。但大旱災仍然帶給李傕等巨大的災難，注定了最終敗亡的結果。首先是李傕因為軍隊糧食不夠，不聽賈詡所言而侵奪獻帝原本要拿來賑災的錢財(前所提之事)，完全破壞了和解政策；接著更嚴重的，是李、郭、樊因為軍隊還是缺糧，遂「放兵劫略，攻剽城邑」，最終「人民饑困，二年閒相啖食略盡」，關中百萬以上的人口，各自餓死逃竄，在之後的數年紛紛南依劉表、劉焉、張魯。
有趣的是，除了《後漢書 獻帝紀》、《後漢書 董卓傳》記載「是時谷一斛五十萬」以外，連《三國志 武帝紀》也留下了曹操、呂布相鬥時「是歲谷一斛五十餘萬錢」的相同記載，這除了最保守的說明關中、兗州的糧價相同以外，更代表著全國很多地區都受大旱影響，糧價高同此數，才讓陳壽、范曄留下這樣的紀錄。不過當時其他州郡雖受災旱殘害，似乎沒有殘破如此：袁紹在冀州還可以叫曹操把士卒並本人家屬遷到鄴城就糧(雖然袁紹此時很可能也打不了丈了，因為沒有袁紹在今年攻戰的紀錄)；曹操還想到劉備的徐州就糧；袁術在淮南正跟盧江太守陸康、新任揚州刺使劉繇打得火熱，說明他尚未缺糧；公孫瓚在幽州的統治雖然不太穩，幽州原來的百萬人口也開始離散，但他仍然能在易京利用劉虞留下來的物資，囤積了三百萬斛的糧食。
194年尚有一件大事發生，那就是朝廷詔命避亂淮浦的流民，青州東萊牟平人劉繇為揚州刺使。劉繇之任揚州刺使，一方面是代替192年病死的揚州刺使陳溫(不知道是靈帝還是董卓任命的)，一方面也代表李傕等改變193年意圖結援袁術的規劃，轉而抑制袁術或阻止其潛號稱帝的念頭。不過劉繇似乎是流民領袖，再加上丹陽郡吏民的支持，才能逐走袁術任命的丹陽太守吳景和丹陽都尉孫賁，並派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吳景、孫賁，相持一年有餘。然後劉繇還與丹陽兵將下邳相笮融、彭城相薛禮結盟，以劉繇為盟主。劉繇後來又被朝廷加為揚州牧，並在吳郡賑濟流民穀物衣服，應該能當作他半控制住吳郡的證據。另外時任吳郡太守的許貢(丹陽郡句容人)也極為可能是朝廷所任命(194~195年任命)。
194年還有一件小事稍可一提。即當初在194年3月派部下孫肇將五千蜀兵助其子劉範、劉誕聯合馬騰、韓遂共攻李傕等人的益州牧劉焉，於194年病死。州中大吏立劉焉子劉璋為益州刺使，詔書因以劉璋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說明李傕等仍對劉璋實行對外的和解政策，不因劉焉事而仇視之，不過也是因為當時關中大災害，無力與劉璋計較的結果(英雄記說劉焉死後，長安拜潁川扈瑁為刺史，入漢中。與《後漢書 劉焉傳》、《三國志劉二牧傳》、《華陽國志》記載不合，故不採之。)。
195年，是李傕等災難開花結果的時候。本來194年3月李、郭、樊三人破馬騰、韓遂聯軍之時，李傕就因樊稠與韓遂時私相交談並放走韓遂而疑忌之，後來又因郭祀、樊稠開府有選舉權而三人互爭權，屢有相鬥之意。幸虧整個194賈詡雖稍失李傕之意，但每次賈詡對三人以道理大義相責的時候，三人都能接受賈詡之言而盡量包含容忍，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195年二月樊稠因為關中飢荒，希望出兵關東就糧，於是向李傕要求增加其統領兵將，李傕本來就因樊稠勇猛且得眾心，嫉妒有加(又忌又嫉)，遂在宴會上坐殺樊稠，兼併其部眾(可能一是怕樊稠得到更多士兵，勢力大增；二是垂涎樊稠的士卒)。於是郭祀等部將人人自危，加上郭祀妻子的推波助瀾，於是郭祀正式起兵與李傕相鬥，長安、三輔大亂不息，逼使獻帝流亡關東，正式結束李郭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時代。李、郭等後來也眾叛親離，郭祀死於其部將伍習之手(197年)、李傕在謁者僕射裴茂率領關中諸將段煨等的討伐下被殺，夷滅三族。首級獻給曹操後，獻帝命令高掛在許都示眾，表達他對李傕的強烈痛恨。
《三國志》記載李傕性喜鬼神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閤問起居，求入見。」（《三國志・獻帝起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