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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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净山位于中国贵州铜仁地区的印江县、江口县、松桃县交界处，为武陵山脉主峰，海拔2494米。原始生态保存完好，1982年被联合国列为一级世界生态保护区。梵净山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比如黔金丝猴、珙桐等珍稀物种。风景美丽自然，进入山区完全找不着人工景色的痕迹，其主峰的“蘑菇石”是著名的一道景观，是旅游不可多得的一个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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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地理位置
梵净山是“贵州第一名山”，“武陵第一峰”，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印江县、江口县、松桃县三县边境，方圆达六、七百里，其最高峰——凤凰山海拔2572米，朝拜地——老金顶（梵净山老山）2494米，新金顶（新山）2336 米。梵净山是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斜坡上的第一高峰（相对高度达二千米），它不仅是乌江与沅江的分水岭，而且还是横亘于贵州、重庆、湖南、湖北四省（区）的武陵山脉的最高主峰。
[编辑] 地质地貌
梵净山是我国黄河以南最早从海洋中抬升为陆地的古老地区。这里留下了10至14亿年前形成的奇特地貌景观：孤峰突兀，断崖陡绝，沟谷深邃，瀑流跌宕，亿万斯年的风雨侵蚀，雕琢了老金顶附近的高山石林峰群，诸如“蘑菇石”、“老鹰岩”、“万卷书”、“将军头”等，鬼斧神工，惟妙惟肖，妙趣天成。新金顶更是孤峰高耸，直刺云天，金刀峡将新金顶从峰顶至山腰劈为两半，唯有一线峡谷援铁链可攀，其上峡顶飞桥相连，险峻至极。立足峰顶，时而千里风烟，一览无余；时而云瀑笼罩，佛光环绕，变幻万千，神秘莫测。梵净山“集黄山之奇，峨眉之秀，华山之险，泰山之雄”，古人因其“崔嵬不减五岳，灵异足播千秋”，故称梵净山为“天下众名岳之宗”。
[编辑] 重点生态保护区
梵净山山势高峻，山体庞大，形成了“一山有四季，上下不同天”的垂直气候特点和动植物分布带，保存了世界上少有的亚热带原生生态系统，并孑遗着7000万至200万年前的古老珍稀物种。据科学考察数据显示，梵净山有生物种类2601种，其中植物1800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17种，占贵州全省受保护植物总数的43%；动物801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9种，占贵州全省受保护动物总数68%。 梵净山“国宝”级的珍稀动植物以黔金丝猴和珙桐最具代表性。黔金丝猴为梵净山所特有，其数量比大熊猫还少，被誉为“世界独生子”。珙桐则是恐龙时代的古老植物，曾广泛分布于北温带，后由于地质与气候变迁，珙桐在地球上几乎消失殆尽，但在梵净山地区，至今仍有十余片大面积的珙桐分布。每当春未夏初，奇特而美丽的珙桐花纷纷开放，仿佛群群白鹤翩飞于林间。这种中国特有的古老植物被外国人名命为“中国鸽子花”，誉之为“北温带最美丽的花朵”，被作为名贵观赏植物移植到欧洲。 此外，在梵净山脚下的印江县永义乡，有一棵30余米高的巨型紫薇，是唐朝传下的树木，至今已有1300余年的树龄，但生长仍然极为茂盛，每年开花三次，每次颜色各不相同，被当地人奉为“梵净神树”。它已被列入中国珍稀名木古树目录，是为“中国紫薇王”。在梵净山盛产优质茶叶的团龙村，有一株古老的茶树，经专鉴定，其树龄在在650年以上，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人工定植茶树，被称为“中国茶树王”。 梵净山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物种“基因库”，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引起中外科学家的极大关注。六、七十年代，政府组织专家多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察。1978年，梵净山被正式划为贵州省自然保护区，1986年，升为国家级重点自然保护区，同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网”（MAB）成员。
[编辑] 山名沿革
梵净山是中国西南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梵净山就属楚国“黔中地”，秦朝属“黔中郡”，汉代属“武陵郡”，以后一直是“武陵蛮”崇拜的神山、圣山。 梵净山正式载于史册，始于汉代。《汉书·地理志》称梵净山为“三山谷”；北魏《水经注》沿称“三山谷”。唐代《元和郡县志》改称“辰山”。当时，唐政府已在梵净山西麓设立“思邛县”（唐开元四年<716年>设，今贵州印江县）。宋代《太平寰宇记》称“思邛山”，因唐“思邛县”而得名，佛教于此时传入梵净山。 明初，梵净山已是佛教名山，同有数名并称：“九龙山”、“饭甑山”、“梵净山”、“大佛山”。因其三峰高耸，脉分九支，故称“九龙山”。又因金顶孤峰突起，形如饭甑，故称“饭甑山”。又因明代该山佛教兴盛，寺刹林立，为梵天净土，故名“梵净山”，俗称“大佛山”、“大灵山”。 清代，梵净山称“月镜山”、“卓山”。因朗月之夜，人影映于老金顶崖壁之上，如镜一般，称“石镜”或“月镜”；相传八月十五日子时，万国九州之影悉现于石镜中，故称“月镜山”（陈鼎《黔游记》，康熙十年，1672年）。又因新金顶超然卓立，故又称“卓山”。（康熙）《贵州通志》云：“梵净山一名月镜山……皆立梵宇，又有辟支佛迹……黔中胜概，无逾于此；访之中州名山，亦未多得。” 现在，该山正式名称为“梵净山”，而“饭甑山”、“大佛山”之名仍流传于民间。
[编辑] 佛教源流
[编辑] 佛教传入
梵净山是西南地区著名的千年佛教名山。宋代，佛教已正式传入梵净山。北宋初年，在该山西麓的思邛县兴建了贵州省较早的一座寺院——西岩寺（今印江县城郊）。（道光）《印江县志》云：“西岩寺……宋时建。”《思南府志》云：“西岩寺，在（印江）县西五里，宋时建。”《贵州名胜古迹概说》云：“西岩有寺，宋迹也。”西岩寺建于北宋太祖赵匡胤乾德三年（965年），历代多次重修，后毁于“文革”，是贵州境内一座有一千年历史的著名古寺，实为梵净山佛教的祖庭。
[编辑] 佛教兴起
明初，明朝政府在梵净山地区开采朱砂与金矿，派有官员督办。由于梵净山风光神奇，佛教于是兴盛起来，成为僧众向往的“梵天净土”，故正式得名“梵净山”，民间则称“大佛山”。明初在梵净山重修西岩寺外，还修建了天马寺等寺庙。明永乐11年（1413），思南土司、思州土司为争夺朱砂发生战争，明政府改土归流，在梵净山环山地区设立思南、铜仁、松桃、石阡四府。同年，贵州行省正式成立。 到两百年后的明万历年间，梵净山因“有古佛道场”而被称为“古迹名山”。贵州巡抚郭子章（今江西省人）撰《黔记》（1608）载梵净山云：“贵州山以梵净山为第一，可比天台。”明末浙江诗人谢国梗抗清失败后，隐居梵净山，便自号“天台逸人”。
[编辑] 第一次重建
明隆庆年间至明万历中叶（1567--1588），明政府镇压梵净山以东的“腊尔山苗族大起义”后，在该地区开始修建“南方长城”，并对被破坏的梵净山佛教进行第一次重建：除重修西岩古寺、天马古寺外，另据（道光）《印江县志》载，又新建孝慈寺（今印江县合水镇）、回龙寺（今印江县木黄镇）、天庆寺（今印江县木黄镇）、天池寺（今印江县永义乡大园子村）；此外还修复了梵净山老金顶的金顶古茶殿，以及新金顶的释迦殿、弥勒殿等，同时拓宽天池寺——薄刀岭——剪刀峡——金顶古茶殿——新金顶释迦殿、弥勒殿的西朝山大道。万历元年（1573）金顶《院道碑》详细记载印江知县雷学皋重建情况。《剪刀峡摩崖》也记载了印江信士杨洪德募修西朝山大道之事。近年护国寺发掘出明代天池寺石雕佛像十余尊，也是万历年间第一次重建时的重要佛教文物。 此次重建，使梵净山形成了以金顶古茶殿、释迦殿、弥勒殿为中心，沿朝山大道辐射至西岩古寺、天马古寺的西、北两路的寺庙群。
[编辑] 第二次重建
明万历27年（1599），贵州播州土司（今贵州遵义）杨应龙叛乱，祸及梵净。“既自播乱之后，传闻四方，往来朝觐人稀，非复日盛”（《敕赐碑》）。万历46年（1618），梵净高僧妙玄和尚奏请明神宗重建梵净。“以故天哀名山之颓，而赐以钦命僧妙玄重建金顶正殿” （《敕赐碑》）。神宗皇帝降旨重建梵净山，赐佛经两部，并令妙玄和尚为钦命僧，主持梵净重建事宜。各级官员亲往督查，北京户部郎中李芝彦撰《敕赐重建梵净山金顶序》（简称《敕赐碑》）。此次重建五寺六殿：承恩寺、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九皇殿、三清殿、圆通殿、弥勒殿、释迦殿、通明殿。其中，老金顶古茶殿被敕封为皇庵“敕赐圣旨承恩寺”，又称“金顶正殿”，寺内供奉皇帝牌位，赐有“镇山之印”。天庆寺、朝天寺、天林寺、天池寺扼四方朝山大道，称“四大丛林”，也同时被敕封，是为梵净山“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其他六殿分布于正殿承恩寺左右，拱护正殿，世称“六大脚庵”。此次敕封的寺庙大都带有“天”或“恩”字样，表示“明朝天子”的“浩荡皇恩”。妙玄和尚被敕为钦命僧，尊为重开山场之祖。他住持金顶正殿承恩寺，统辖全山朝拜事宜，续传梵净灯火。《敕赐碑》立于通明殿旁，成为梵净山“镇山之碑”。 此次重建，使梵净山形成了“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六大脚庵，环山四大古寺”的格局。各寺厘定寺产，招纳僧户，修藏经塔。梵净山因惠沾皇恩，遂名震宇内，香火盛极一时。“尽自开辟迄今，海内信奉而奔趋，不啻若云而若水，王公大人之钦谒，恒见月异而日新”，“所谓古梵净鼎而新焉”（《敕赐碑》）。此间，诗人张简臣作《登尖岩望梵净山》，以“邈尔嵩华泰岱千万重”句赞梵净山雄奇；喻政《登梵净山》，则以“古殿灯燃长白昼，危楼钟动欲黄昏”志其朝拜之盛。
[编辑] 第三次重建
清初，梵净山成为抗清志士逃禅隐居之地。浙江诗人谢国梗抗清失败后便隐居于此，他自号“天台逸人”。（道光）《印江县志》载他：“爱梵净山，居焉……印人多就学焉，年九十余卒”。 清康熙年间，梵净山重新敕封并重建，并将“天”、“恩”字号寺庙改为“国”、“恩”字号，以示“天朝上国”的“仁慈恩典”。皇庵天池寺被敕名为“护国寺”，成为梵净山最大寺庙。梵净山佛教重新鼎盛，与西南佛教名山峨眉山、鸡足山成三足鼎立之势。世人争相朝觐，远至川蜀、湖广、江浙。每朝山，金顶正殿承恩寺人流如潮，山民在此卖食、占卜、出售药材，宛若市井，故承恩寺附近被称为“老街”。（康熙）陈鼎《黔游记》云：“梵净山（金顶），高数千仞，有古刹六，春日进香者，日以千计。”（雍正）《新路观音殿碑记》云：“梵净山，自我朝敕封以来，尤称黔州之佳境也”。徐言《梵净山记》云：“揆溯有明迄今数百年，朝谒者呼声震天，靡有止息……每朝山，旦暮香风飘渺，散满下界里许……三郡朝谒者岁如蚁聚，即邻省西蜀、湖南亦络绎不绝。”《金顶摩崖》载康熙年间李光春携妻陈氏同朝山十五年事，以及湘人“楚南迢递肯相谒，也是前身有此缘”纪游诗等。乾隆年间，印江知县、名剧《歧路花》作者李海观（今河南省人）“乙丑秋（1769），邑大旱，海观步祷滴水岩，雨立沛，百姓设筵迎劳……欢如也”。 康乾之世，梵净山除扩建明代“一大正殿、四大皇庵”，另将“六大脚庵”增建至“四十八大脚庵”，主要有：白云寺、太平寺、钟灵寺、坝梅寺、回香寺、朝阳寺、香山寺、镇江寺、洞德寺、兴隆寺、印落寺、罗将寺、明月寺、大佛寺、弥陀寺、飞缘寺、九龙寺、举贤寺、法华庵、观音殿、天王殿、接引殿等。其中，太平寺、坝梅寺、回香寺、钟灵寺闻名遐迩迩。太平寺，清初思南府副总兵杨光谦、印江乡贤杨国彦募建。太平寺与皇庵天庆寺同扼北朝山道，寺宇占地900余平米。著名高僧深持和尚、天隐道崇（临济33世）先后主持，传明末高僧破山大师之临济宗之法脉。坝梅寺，扼南路朝山大道，康熙15年（1676）扩建，该寺也传临济宗法脉，因有坝溪、梅溪两河谷地带大量寺田，收谷颇多，世有“坝梅寺谷子”之称，。此外，西路的钟灵寺、东路的回香寺，香火也极旺盛。
[编辑] 第四次重建
嘉庆元年（1795），松桃苗民首领石柳邓与湘西吴八月进行“乾嘉起义”，松桃义军开辟红石梁至梵净山道路，据险周旋。石柳邓死后，义军余部在梵净山地区坚持达12年之久。道光间，梵净山第四次重建：改接引殿为天恩寺（1822），改通明殿为报恩寺（1832），要求僧众上报天恩、国恩，下报父母之恩。又扩建孝慈寺（1832），重塑金顶弥勒、观音铜佛像等。此次重建后，梵净山佛教恢复兴盛。道光17年（1837）《松桃厅志》云：“每岁夏间，朝礼者远近几万余人，川楚之民咸在焉。”道光21年（1841）《思南府续志》云：“六月中，远近男妇烧香顶礼者不下万人。”在此期间，曾于鸦片战争中在广州率军抗击英军的湖广提督、果勇侯杨芳（今贵州松桃县人），也多次登山览胜。
[编辑] 第五次重建
咸丰5年（1855），贵州爆发“咸同大起义”。铜仁“红号军”首领赵子隆打出“真主出生，弥勒降生”口号，在梵净山三角庄建立根据地，达一万之众，与思南荆竹园“白号军”联成一气，屡次攻破附近州县。咸丰帝饬令川、黔、湘三路清军“痛加殲洗”。同治9年（1870），三角庄根据地陷落，红号军全军覆没。 光绪元年（1875），太平天国军余部刘胜乘朝山之机，率20余人假扮清军，持洋枪人入山，自号“黑地大王”，赶杀僧尼，四出劫掠。光绪5年（1880），梵净山环山五属团练合编为“松桃协左营练军”，新任贵州巡抚岑毓英亲往率军督剿，在梵净山隆参和尚，以及印江生员廖凌霄、武举吕嘉会向导下，次年（1881）肃清刘胜。 镇压红号军及刘胜后，梵净山遭到严重破坏，满目疮痍。“寺院及诸菩萨俱为灰烬，尔时僧众风散云流”（《重修朝阳寺碑》）。“环山居民遭此劫杀，杀绝者不下七百户，杀葬者何此四千余命”（《镇国寺碑记》）。为加强防范，巡抚岑毓英奏请于皇庵护国寺建“都司衙门”，称“护国营署”，统领“松桃协练军”分驻环山八汛，对梵净山实行长达30年的军管。粤人吴月楼为镇军，“镇守此山，号令森严，军民畏服”（田宗润《诗会集韵·序》）。清政府又移铜仁县于大江口，控制铜仁上关码头（后改为江口县）。移思南府安化县于大堡，扼守西朝山大道（后改为德江县）。“两县一都司”的设立与调整，有效防止祸乱再起，保证了梵净山正常的朝拜活动。 自光绪6年（1881）起，在严密军管下，岑毓英令隆参和尚主持重建梵净。“于是重新募化，依旧修建。创修镇国、水源、明珠等寺，复修回香坪、明镜山各庵，新开老金顶，整新金顶，九皇洞各殿。斯时庙宇辉煌，神像皎洁，较以前尤甚，信善男妇，朝拜士民，比上年更多。”皇庵承恩寺重修一新，院墙侧门石刻对联云：“烽烟六载平凶曜，香火万家奉福星。”寺内供奉云贵总督岑毓英“长生福禄牌位”一方。光绪11年（1885），全山又开斋放戒，众僧公举隆参为方丈。隆参是为梵净山最著名的高僧之一。他主持梵净山30余年，直到民国初年。 至光绪22年（1896）前后，梵净山第五次重建结束，此时，全山梵宇相望，佛像威严。全山诸寺以皇庵护国寺最为壮观，其旁建都司衙门，增建校场、武庙、先祠、岑公祠等。护国寺号令全山，信众功德俱纳于护国寺，世有“护国寺金子”之称。护国寺旁土地平旷，群峰环绕，世人乐居，衍为村落。新建各寺以水源寺尤为闻名，该寺收容战后无家可归之女子入寺为尼，故世有“水源寺女子”之称。此次重建，已逾康乾之盛。（光绪）《铜仁府志》载梵净山朝拜盛况云：“佞佛者朝谒名山，号称进香，往往结党成群，携老扶幼……或百人，或数十人为一队，导之以旗，每人背黄袱，呜呜唱佛歌，前呼后应，举队若狂。”印江诗人田宗润《朝山客》云：“为名为利为长生，许愿香客结队行。一步一声山谷应，南无声杂本鱼声。”四川酉阳州刘华里刻对联于金顶石壁云：“到此间来来往往灭了许多奸雄；由是路口口声声念不尽的南无。” 此间，都司吴月楼及幕客朱仲衡邀集文人学士，登临游览，举办大型诗会。《承恩寺碑》云：“新显豪士，群贤毕集，壁间重写梦游，清风明月，各志高怀，则又与岳阳楼竞衡。”印江诗人田宗润作《诗会集韵》，于梵净风物名胜，一一题咏。其《序》云：“爰于六月既望，邀集学士文人，登临消夏，既而烟茶互吸，诗酒兴连，启凤腾蛟，宝主尽东南之美，信可乐也。”印江著名书法家严寅亮（题北京“颐和园”匾者）亲题“黔山第一”巨匾悬于护国寺山门。都司衙门大殿又有“黔山领袖”、“明政宽和”巨匾，名山墨宝，相映生辉。衙门将士每日演武，勤为操练。四川著名武林高僧铁肩和尚慕名前往，切磋武术，流连忘返（后往贵阳黔灵山弘福寺，礼十世方丈智明为师，又住持贵阳东山寺，辛亥间教习贵阳革命党新军）。民国初年，贵阳著名高僧了尘和尚、贵阳名人何麟书游览梵净山。他们拜会隆参和尚，并作有诗文，流传至今。
[编辑] 梵净山新生
民国时期至解放初期，因战乱和匪患，梵净山近百余座寺庙遭到严重破坏。“文革”时期，印江县学生和民兵将尚存的护国寺倒毁，又将释迦殿、弥勒殿佛像，以及金顶铁链运回县城销毁。江口县学生也将坝梅寺烧毁。至此，梵净山百余座寺庙仅余下太平寺、朝阳寺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宗教政策的落实和朝拜旅游的发展，梵净山佛教逐渐恢复起来。1988年，太平寺住持慧松法师致信中国佛教协会朴初会长，请求重视梵净山历史文化和支持佛教恢复工作。赵朴初会长热情回信，予以鼓励。1989年，慧松法师将太平寺修葺一新，大雄宝殿内奉镀金佛像、罗汉、观音大士共23尊，朱户碧瓦，树木荫森，极丛林之胜，成为梵净山一大著名寺院。此后，金顶镇国寺、释迦殿、弥勒殿等也依次修复，又拓宽印江县护国寺——钟灵寺——拜佛台——金顶之朝山古道，新修江口县鱼坳——金顶七千余级“万步云梯”，建成东、西两座牌坊式山门及“梵净山碑林”，赵朴初亲题“梵净山”山名。1992年，贵州佛教协会会长、贵阳黔灵山弘福寺慧海法师派弟子通灵主持镇国寺，举办“92梵净山佛教恢复大典”。1998年夏，清末著名高僧隆参和尚之徒侄、辽宁僧人释佛友率众弟子前往梵净山，发愿重修皇庵护国寺。经六年艰苦募化，护国寺重新落成，印江著名书法家魏宇平题写“护国禅寺”寺名、“梵天净土”匾名。2004年9月，举行“中国梵净山皇庵护国寺重修开光大典暨梵净山佛教文化研讨会”，海内外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十方居士共3000余人参加，盛况空前。
[编辑] 弥勒菩萨道场
明清以来，弥勒与梵净山的传说在当地民间广为流传，古人在新金顶颠峰之上建释迦、弥勒两殿，作为梵净山佛教的最高象征。明代《敕赐碑》中，对弥勒与梵净山作专门记载，并称梵净山是“无边法界，极乐天宫”。明万历、清康熙年间，两次敕封梵净山，要求官府保护梵净山“一大正殿、四大皇庵、48大脚庵”，清末又设“都司衙门”加以保护。 梵净山弥勒道场有神奇的自然景观相印证。在新、老金顶附近，常常可以看见奇妙的“佛光”和“幻影”，古人认为“佛光”和“幻影”就是“弥勒显像”，莫不虔诚跪拜。此外，从西路朝山古道的“拜佛台”远看，梵净山就呈现出三座弥勒像并列的景象：老金顶是弥勒坐像，新金顶是金猴朝拜弥勒像，三大主峰相连则是长达万米的弥勒卧像。贵州已故著名作家张克先生在梵净山采风时，从百余里外的印江县弥陀寺遥望梵净山，同样也发现金顶是一尊巨大的弥勒像。 有鉴于此，贵州佛教协会会长慧海老和尚重新认定梵净山为弥勒道场。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小飞、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亲临梵净山。他们对梵净山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学诚法师再次肯定梵净山“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并亲题“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碑名。该碑立于印江护国寺，与该寺新出土的十余尊明代佛像同为“镇山之宝”。
[编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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