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不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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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不干預政策或積極不干預主義（英文：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是香港前財政司夏鼎基於1980年提出的術語，用以概括香港政府當時「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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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術語的提出
1960年代，香港財政司郭伯偉提出不干預构想，採取自由放任政策。1970年代中，開始轉向積極不干預的政策。1979年9月 ，夏鼎基在題為《過渡中的香港經濟》的演講中提到干預主義和調節機制。1980年12月，夏鼎基在向香港工業總會發表演說中，清楚地闡述了什麼是積極不干預政策，他特別強調「積極」二字：[1]
但當我提到政府的經濟政策時，我是用『積極』來形容『不干預』的。也許我以往未曾清楚說明所謂『積極』的涵義。這其實是指：當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預的建議時，不會純粹因為其性質而慣性認為建議不正確。剛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當前和將來可能會出現的形勢，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支持和反對採取干預行動的理據——在經濟的任何環節以及在需求或供應方面。然後，政府才作出積極的決定，研判利害所在。」
[编辑] 評價與質疑
積極不干預政策被一些學者視為「香港奇蹟」（經濟發達）發生的重要因素。另一些學者認為，積極不干預政策使勞工法例保持寬鬆，是港英殖民地政府縱容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政策。
另一些學者則認為，積極不干預主義已經消亡（甚至認為過去三十年並沒有實施過嚴格的積極干預主義），稱香港現在的經濟政策是選擇性干預主義（selective intervetionism），當中例子包括：
- 1970年代的十年建屋計劃、興建地鐵
- 1983年實施聯繫匯率，將港元與美元掛鉤
- 1987年股災時聯交所停市4天
-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預，動用近1200億港元的外匯儲備，分別出擊外匯、股票和期貨市場，打擊國際炒家
- 董建華擔任特首時期，投資数码港和香港迪士尼樂園。
1999年9月，當時的政務司陳方安生曾經為投資數碼港辯護，稱數碼港是政府的例外處理，而積極不干預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干預。[2][3]
2002年6月，唐英年曾批評過港英政府標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是「騙人」的，他認為抽稅、築路、興建公營房屋、工業村等，均是干預，是任何政府都會做的；最重要是如何以公開、公正的政策改善營商環境。[4][5]
2006年9月11日，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明確表示，特區政府並不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並指這是「很久以前」的事。由於此言猶如2000年6月29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同樣稱當年八萬五房屋政策「不說便不存在」，引起政界人士譁然[6]。
2006年10月6日，一直視香港為「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佛利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7]。
[编辑] 參見
[编辑] 註腳
[编辑] 注釋
- ↑ 任志剛：〈政府並沒有乖離積極不干預政策〉，載香港《信報財經新聞》，1998年8月24日。
- ↑ 〈數碼港計劃京官潑冷水 陳太反駁應觀察最終效益再評論〉，載《香港經濟日報》A22版，1999年9月30日。
- ↑ 〈積極不干預變成干預有理？〉，香港《蘋果日報·蘋論》，1999年9月30日。
- ↑ 〈唐英年明貶「積極不干預」主張公開公正改善本港營商環境〉，載香港《大公報》，2002年6月30日。
- ↑ 〈特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載《香港商報》，2003年8月13日。
- ↑ 〈特首棄積極不干預〉，載香港《明報》，2006年9月12日。
- ↑ 〈佛利民﹕香港錯了 經濟學泰斗 哀悼「積極不干預」〉，載香港《明報》，2006年10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