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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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中國(Free China)也是冷戰期間的西方國家對中華民國的稱呼，參見台灣問題
《自由中國》雜誌(1949年-1960年)，是一本以反对共产党独裁专制，在中华民国自由区扩展民主自由空间为宗旨的政治刊物，由從大陸來台灣的自由主義者以及政治人物所出版。該雜誌在台灣的言論市場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在国民党於台灣的威權統治下，它幾乎是整個1950年代在檯面上唯一可以聽到的異議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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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簡史
《自由中國》雜誌最初的構想是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前發生的。當時有一部分國民黨員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認為要堅定反共信念，必須要有一宣揚自由民主的言論機關，因此胡適、雷震、杭立武等人，研議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但不久國民黨撤退來台，《自由中國》雜誌無法在大陸發行，遂於1949年11月在台北創辦，由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的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
創辦之初，該雜誌與蔣中正關係良好，立場亦傾向擁蔣。但是，隨著韓戰的爆發，蔣中正重獲美國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爭取美援的必要性大減﹔加上國民黨實施黨改造後，強人威權政治體制逐漸成形、鞏固，自由派政治人物紛紛離開權力核心。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中國》的方向和風格也逐漸改變，從批判共產主義轉向檢討台灣內部問題，而和執政者關係逐漸惡化。1954年底，雷震在《自由中國》刊登投書〈搶救教育危機〉一文，批評黨化教育之後，被蔣中正下令開除黨籍(薛化元 1996，120)。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更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提出反攻無望論，指出國民黨藉反攻大陸神話而一黨獨大，為所欲為。1959年3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鼓勵台灣能夠出現一個反對黨。1959年6月起，《自由中國》亦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中正尋求總統三連任動作。在這種情況下，雷震開始多方奔走，試圖結合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雷終於在1960年遭到逮捕，為其罪名是「包庇匪諜」，《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薛化元 1996，144﹔楊碧川 1997，405)。
[编辑] 《自由中國》在台灣反對運動史上的位置
根據林淇瀁(1999)的整理，從反對運動的角度來審視，《自由中國》至少有以下三點重要的貢獻：
第一，在台灣自由報業理念的傳揚上，《自由中國》雜誌以小媒介的形式，卻發揮了大媒介的功能，它在國民黨黨國威權體制加緊新聞箝制的政策之際，堅持媒介應有的新聞自由價值及理念，為後來的黨外雜誌樹立了爭取新聞自由的典型。這是《自由中國》在台灣報業史上發散的可貴光芒。
再者，《自由中國》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為基礎，透過政治論述，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在國民黨戒嚴體制之中尋求突破牢籠的奮鬥與實踐，也給予後起的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相當的思想啟發，「影響了從1970年代開始，逐漸再抬頭的政治運動」，「為台灣民主政治的開展創造了契機」﹝薛化元，1996:391-392﹞。這是《自由中國》雜誌在中华民国政治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
最後，《自由中國》由政治論述起，終於政治實踐的特質，表現了論述與實踐相與結合，言談與改革並進的政論雜誌/政治機器典範，更是深刻地啟發了其後的黨外民主運動，思想者、言談者與行動者三合一的民主參與模式，從此成為黨外雜誌與國民黨黨政軍三合一體制對抗的本錢。1970年代末期的《美麗島》雜誌及政團併體雛形，就是如此找到立基點。
[编辑] 和《自由中國》相關的研究書目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傅正，1992，《自由中國》的時代意義，見澄社，台灣自由民主的曲折歷程：紀念雷震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49-269。台北：自立晚報。
- 錢永祥，2001，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的反省，見錢永祥，縱欲與虛無之上，頁179-236。台北：聯經。
- 任育德，1999，雷震與台灣民主憲政的發展。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 薛化元，1998，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1960)：以《自由中國》的反對黨問題為中心，見殷海光基金會編，市民社會與民主的反思。台北：桂冠。
- 薛化元，1999，戰後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互動的一個考察：以雷震及《自由中國》的國家定位為中心。當代 141：32-45。
[编辑] 參考出處
(按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
- 林淇瀁（向陽），1999，〈台灣報業史〉初論 1 暗夜‧黑潮‧《美麗島》：台灣「黨外」報業政治傳播路徑的歷史分析 [online]。np：向陽網聯。[引用於2004年10月29日]。全球資訊網網址：[1]。
- 薛化元，1996，《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1950年代台灣思想史的一個考察。台北縣板橋市：稻香。
- 楊碧川，1997，台灣歷史詞典。台北：前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