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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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中興乃明朝中葉時出現的短暫中興局面。其中興之勢主要歸功於張居正在朝政上的治績。

整個萬曆，即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1620年；在位1572年-1620年）之在位年，凡四十八年之久，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惟有前十五年治政稍有起色，萬曆初年，張居正便任首輔從旁協助，而明神宗年幼，又對張居正極為信賴，故張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政令。

在經濟上行「一條鞭法」，在政治上則整飭吏治，任用賢臣，在防守方面則任用名將戚繼光抵禦沿海為患的倭寇。在水患上有潘季馴四次治河，成效顯著。神宗在位頭十五年，國家收入大增，加上能夠解決國防邊患的問題，後世稱該時期為「萬曆中興」。

然而，當張居正於萬曆十年逝世後五年，萬曆帝開始酗酒不理國政（一說是開始抽鴉片煙），三十年不上朝，只在1615年勉強到金鑾殿上亮了一次相，許多朝臣都沒見過皇帝一面，導致國力衰退。1619年，遼東軍區司令官楊鎬四路進攻後金，在薩爾滸大敗，死四萬餘人，開原、鐵嶺淪陷，北京震動。大臣跪在文華門外，哀求皇帝增派援軍，急發軍餉。朱翊鈞毫不理會。

明萬曆怠政的行為可以有許多解釋，最主要的還是張居正身前與身後對他的影響。萬曆七年（1579年）萬曆因夜與宦官遊玩時行為不檢，遭到母后訓斥，張居正為其寫了罪己詔，由此埋下日後的禍根。對於晚年的生活有人指責其驕奢、專權。兩個兒子中狀元、榜眼，為世人非議。《天水冰山录》附〈籍沒張居正數〉有“金器皿六百十七件，重三千七百十一两；金首饰七百四十八件，重九百九十两；银器皿九百八十六件，重五千二百四十两。”史家高陽曾指出張居正身前的劝以节用，在神宗变成看重财货；张居正以峻法治国，在神宗变成以峻法对付臣下；张居正所讲的仁义道德，在神宗都认为是骗人的。至此可知張居正對萬曆的教育可說是完全破產^[1]。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曾提到“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