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在香港

六十年代的香港，在財政師郭伯偉先生(後來冊封為爵士)審慎的理財哲學下，發揮自由市場的威力，在十年期間已經發展為亞洲的經濟中心。及後的夏鼎基及彭勵治繼續郭伯偉的財政管理傳統，基本上以市場主導，政府高度約束開支，稅收簡單而節制，結果奠定了香港成為世界最富裕的經濟地區之一--這相信亦是「積極不干預」的基本精神。經濟學大師佛利民更以當時的香港為自由經濟的典範。

自從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社會上部份人仕開始對本港過去賴以成功的市場主導原則有所疑惑，當中包括學者、團体領袖、政客及主要官員。他們似乎認為香港要繼續成長，政府打造更多的計劃、推動更週詳的發展政策及引入更繁複的規管是再所難免的。諷刺的是，特區政府自九七年起其中一項失分甚多的，正是數個由官員主導的「鴻圖大計」--諸如數碼港科技發展項目、「八萬五」房屋政策及母語教育改革。至於較小規摸的「小動作」如維港巨星匯，也惹來不少非議。對於政府應否更積極規範發展政策，在《國富論》中，亞當．史密早論到刻意鼓勵某類產業，最終會把社會上過多的資本投放入這類產業，影响自然發展的趨勢。一本全國政協委員林毅夫先生有份參予著作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也指出，戰後一些國家如印度，以政策及政府資源去扶助某些工業發展，反而違背市場的比較優勢，未能讓資源最有效地被運用及配置。有關引入規管方面，單以勞工市場為例，近年「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立例之聲此起彼落，令「市場主導」的政策飽受衝擊。事實上，就業市場受到政府及工會“保護”的國家，市場由於失去靈活性，表現反而強差人意--德國高企的失業率(長期超過10%)便是其中一個好例證。實情是香港在回歸後如果已設有工資下限，金融風暴時期的經濟狀況和失業率恐怕遠為嚴峻、復甦更加困難、弱勢社群受苦更深。有鑑於香港的自由市場傳統逐漸受到官員、政客及不同的壓力團體侵擾，兩年前獅子山學會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