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法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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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法蘭克（Anneliese Marie Frank，1929年6月12日—1945年3月），出生於德國的猶太人，15歲死於貝爾根─貝爾森(Bergen-Belsen concentration camp)集中營，她的日記成為二次大戰期間納粹消滅猶太人的最佳見證，日記中展現了驚人的勇氣與毅力。
安妮出生於德國的法蘭克福，為奧圖法蘭克(Otto Frank)一家的么女，家中還有母親艾迪斯(Eddith Frank)姐姐瑪格特(Margot Frank)。由於當時納粹德國排飭猶太人風氣日盛，父親奧圖便放棄於德國的事業而將家庭移至荷蘭阿姆斯特丹，一家過著較為平順的生活；但是1940年5月後，荷蘭為德國攻占之後，荷蘭的新統治者英夸特也將排猶法律於荷蘭執行，1941年夏天安妮姐妹也因此轉入猶太人學校就讀。這段期間安妮開始寫日記。
1942年，由於納粹當局捕捉猶太人的行為日益嚴重，而且瑪格特也收到納粹當局的勞動通知，使得奧圖決定移居到更為隱密且安全的居所；那年的7月9日，安妮一家與范丹一家搬入奧圖公司的三樓與四樓，以書櫃擋住出入口以避人耳目，過著隱蔽的生活。後來他們的夥伴又多了一位牙醫杜賽爾。所以隱密之家的居住者共有八個人。
但是在1944年8月4日，安妮一家由於有人密告的原因而被德國警察逮捕。數日後所有人被轉送到荷蘭的威斯第包克集中營，一個月後隱密之家的八個人被轉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安妮與姐姐又被轉送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1945年3月姐妹都因傷寒死於營中，距離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被英軍解放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而其他隱密之家的成員除奧圖之外，都死於集中營之中。
安妮的日記由於公司女職員的保存而留了下來，之後公司的女職員又轉交給生存下來的奧圖法蘭克，1947年安妮的日記便出版，成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目录 |
[编辑] 早期的生活情況
安妮‧法蘭克1929年出生於德國法蘭克福市。她是奧圖法蘭克(Otto Frank)一家的次女,也是么女。 其家中成員還包括母親艾迪斯(Edith Holländer)與姊姊瑪格特(Margot Frank) 。她出生時名為Anneliese Marie,但家人和朋友都以暱稱"Anne"來稱呼她. 有時其父也會叫她 "Annelein" ("小 Anne")。
法蘭克一家住在一個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雜居的同化社區中, 而安妮和其他在這種環境下生活的小孩一樣,經常接觸到不同信仰的人士(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以及其他猶太裔人。法蘭克一家信奉猶太教的一分支—猶太教改革派,此教只遵守部份原猶太教條,而忽略及摒棄了大量原猶太教傳統。安妮的母親艾迪斯是一個虔誠的教徒, 而父親奧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出仕於德國政府,並且獲授勳。性格上奧圖熱衷於追求知識,所以對安妮及其姊瑪格特也經常鼓勵她們多閱讀。
1933年3月13日, 在法蘭克福進行了市議會選舉,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勝出。反猶太主義在此時便迅速擴張起來,使法蘭克一家開始擔心繼續留在德國會對自身安全構成危險。在接近年尾時, 艾迪斯便帶著安妮與瑪格特到亞琛的外母家中居住，而奧圖則繼續留在法蘭克福, 直至他收到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設公司的邀請,便決定搬到那邊去打理生意和為家人安排新住所。
奧圖開設了一家名為"Opekta Works"的公司,負責批發由各種水果提鍊出來的果膠。 他在阿姆斯特丹近郊的"Merwedeplein"區替家人找到了新住所。1934年2月, 艾迪斯帶著安妮與瑪格特搬到新住所,而且也重新為兩姊妹安排學校。姊姊瑪格特入讀了一所公立學校,而安妮則入讀了蒙特梭利式教育學校(Montessori School) 。兩姊妹在學業上各有專長,瑪格特比較精於算術及數學,而安妮在讀寫上比較優異。其中一個當時安妮的朋友Hannah Goslar憶述,安妮在作業時經常會用手蓋著答案,以不被其他同儕藉故抄襲,而且也不會跟其他同學一起討論。 但是這些作業後來卻沒有保留下來。 同時,安妮和瑪格特在個性上也有著明顯差別。瑪格特在舉止上較文雅,保守和勤奮,而安妮則較健談,外向和充滿活力。
1938年, 奧圖與一個由德國奧斯納布呂克舉家搬來,名叫Hermann van Pels的肉販合夥建立了另一家公司。1939年安妮的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來居住,她之後一直住在這裡直到1942年1月逝世。1940年5月, 德軍入侵並迅速佔領荷蘭,新成立的親納粹政府開始透過差別對待及嚴格的執法迫害猶太人。政府對猶太人實行了強制登記及隔離, 所以即使瑪格特與安妮在學校表現優異,但新制度卻規定她們只可在指定的猶太學校讀書, 她們只好離開原校。之後,她們被編入猶太講學所繼續學習。
[编辑] 日記中的生活情況
[编辑] 躲藏在隱密之家前的生活情況
1942年6月12日,當安妮正慶祝她的13歲生日時,她收到一份之前在逛商店時,曾向父親央求過的小簿作為生日禮物。這是一本配有紅白彩格封面,並附上一個小鎖的簽名簿。但安妮之後還是決定把這本小簿作為日記使用。她開始在日記中記載著在日常生活上的各種瑣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園生活,鄰居,甚至與一些男孩嬉戲的情況。這些早期的日記都記錄了她的生活,其實都像其他同學一樣大同小異。同時,安妮也把一些在德國佔領下,周遭發生的變化記錄下來。當中有些是在表面上難以察覺的。但在之後的日記,安妮也透露了納粹對猶太人的壓迫正急速膨脹,而且也記錄了一些詳細資料。其中一個例子是日記中有關強迫猶太人在公眾場合攜帶「黃星」的記錄。她也列舉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風行,針對猶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
1942年7月, 瑪格特收到了一份由猶太移民局中央辦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所發的徵召通告,命令她到附近的勞動營報到。然後安妮便得知其父奧圖在與自己公司的僱員"溝通"後,決定把她們藏到公司裏去，而其母與其姊亦早得知此事。 於是一家人便搬到了位於阿姆斯特丹(Prinsengracht)運河河畔的公司內一間隱蔽的房間。
[编辑] 躲藏在隱密之家後的生活情況
在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隱蔽之家暫避。他們故意把房子弄得很亂，嘗試營造他們已經離開的樣子。奧圖法蘭克留下了一張字條，暗示他們要去瑞士。他們被逼留下了安妮的貓摩積。因為猶太人不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們從家門走了幾公里，每個人都穿了幾層的衣服，因為害怕被人見到他們拿著行李。房子秘密增建的部份，在日記中叫「Achterhuis」，在荷蘭文中意即後座。這是一個在房子後座三層高的空間，可以從地面進入。第一層有兩間細房，相連的洗手間；樓上是一間大的開放式房間，旁邊有一間細房。細房可以通往閣樓去。通往這隱密之家的門被一個書架蓋住，保證不會被發現。主建築在Westerkerk教堂的一個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其他的房子沒甚兩樣。
域陀古加﹑基爾文﹑美亞姬斯﹑禾古治是唯一幾個知道這裡有人隱藏的僱員，姬斯的丈夫﹑禾古治的父親都是幫助他們藏身的人。他們是屋內的人和外界的唯一聯繫，也會告知他們戰爭的情況和政局發展。他們保證屋內人的安全，照顧他們的起居飲食－－一個隨時間而變得艱難的任務。安妮寫下了他們在最危險的時期對提升屋內士氣的貢獻。他們都知道，一旦被發現，幫助猶太人都會令他們落得死刑的下場。
在七月尾，雲佩斯一家加入了法蘭克一家，他們包括：賀文﹑愛吉斯﹑十六歲的彼得，十一月時費茲·飛化，一位牙醫和雲佩斯家的朋友，也加入了。安妮寫下了跟新朋友說話的興奮，但很快，狹小的居住環境引起了衝突。安妮跟飛化同住一間房，她很快就覺得他很難以忍受；她又跟愛吉斯·雲佩斯衝突，她認為她愚蠢。她跟她母親的關係亦日漸緊張，安妮說她與她母親沒有甚麼共通點。雖然她有時也跟瑪格特吵架，但她最親的還是父親。過了一段日子以後，她跟彼得卻墮入了愛河。
安妮大部份時間都花在讀書和學習上，閒時也寫日記。除了記下生活上經歷的事情外，她也寫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一些她覺得她不能再談的東西。後來她對寫作的信心增強了，人又成熟了，她開始寫一些抽象的東西，例如對神的信念，又或是她怎麼了解人性。她一直都在寫，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後一篇為止。
[编辑] 被送入集中營後的生活情況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國警察闖入了他們的隱密之家，告密者的身份至今未明。在黨衛隊長官斯巴鮑華的帶領下，當中總共有至少三個德國警察的成員。屋裡的人都被貨車帶走問話。域陀古加和基爾文都被帶走並收監，美亞姬斯和禾基治則沒有被帶走。他們後來回到隱密之家，找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紙張；他們把它們連同家庭相簿收起，姬斯打算在戰後把它們還給安妮。
所有人都被帶到了蓋世太保的基地，被盤問了一整晚。8月5日，他們被轉送到拘留所，一個極度擠逼的監獄中。兩日後八個猶太囚犯又被轉送到荷蘭的維斯坦堡。它表面上是一個暫時拘留營，在當時已經有超過十萬猶太人曾經被囚在此處。因為被發現匿藏，他們被視為罪犯，要被送去做苦工。
9月3日，他們被最後一次移轉，由火車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去。他們在三日後到達，以性別分開，再也無法會面。在1019個乘客當中，549個人（包括所有15歲以下的小孩）被直接送到毒氣室殺害。安妮當時已經過了十五歲三個月，得以活命。雖然每個從隱密之家來的人都活下來了，但安妮相信她的父親已經身亡。
安妮跟其他沒被送進毒氣室的女性一樣，要脫光消毒，剃頭，被紋上一個識別碼。白天，她們被逼做奴隸式的苦工，晚上她們都擠在冷得要命的營房中。疾病非常猖獗，安妮的皮膚也感染了疥癬。
10月28日，軍方開始選移轉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多於8000個女人，包括安妮﹑瑪格特和愛吉斯·雲佩斯，被轉送到該集中營；她的母親艾迪斯留了下來。因為大量囚犯被送進來，要開始用營帳收留；安妮和瑪格特就是其中二人。人口增加了,同時使死亡率不斷上升。安妮跟兩個朋友短暫地重遇－－漢妮和蘭特，她們兩人都在戰爭中活下來了。蘭特形容安妮為：禿頭，瘦弱，又在顫抖。漢妮說雖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她卻更擔心瑪格特，因為她的病更嚴重，而且已經不能走動，常常在帆布床中躲著。安妮對她的兩位朋友說，她相信她的父母已經死亡。
1945年3月，班疹傷寒在集中營中傳開，17000個囚犯因此死亡。有目擊者說瑪格特從她的帆布床中掉下來，因為休克而死亡，數日後安妮也死去了。他們估計安妮的死發生在1945年4月15日，英軍光復這個集中營的數星期前。雖然沒有確切日期，一般都相信時間介乎二月尾和三月中。
戰後，有報告稱在110000個從荷蘭押解到納粹德國的猶太人中，只有5000個得以活命。
[编辑] 安妮的日記
參見：安妮的日記
[编辑] 日記出版經過
奧圖一家最後只剩下父親奧圖在大戰後存活下來。他在大戰過後回到阿姆斯特丹,而且知道他的妻子已經逝世,而兩個女兒就被轉移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雖然他仍然寄望兩個女兒能夠活著回來,但於1945年7月,他卻收到由國際紅十字會傳來的信息,表示兩姊妹已被確認經已離世。後來,奧圖的舊下屬美亞‧姬斯把一直收藏的日記還給了他。奧圖在看過日記後,也表示從來也沒有想到安妮在日記中,對往日的生活狀況竟有著如此準確和良好的記載。基於安妮在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意願是成為作家,奧圖開始考慮把日記公開出版。在若干年後,當奧圖再次被問起對此事的感受時,他表示 「我從來也沒有試過對自己的女兒有如此深的暸解」。
開始時，安妮的日記都是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在裡頭強調了很多次她不容許任何人看她的日記。她聰明地形容了她的生活，她的家庭與同伴，他們的情況，同時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寫小說出版的意向。在1944年春天，她聽到一個Gerrit Bolkestein做的電台廣播－－他是一個荷蘭流亡政府的成員。他說當戰事結束後，他會籌組關於戰事荷蘭人民受壓迫的公共紀錄。他也提起過出版信件和日記，所以安妮決定在那時交出她的日記。她開始修正她的作品，刪減某些部份，又重寫某些部份，希望終有一天可以出版。她原本的筆記本子已經用完了，開始寫另一本活頁簿。她為屋子裡的所有人起了假名，雲佩斯一家成為了賀文，比曹妮娜和彼得·雲丹，費茲飛化成為了艾拔·德素。奧圖·法蘭克用了稱為「A版本」的原日記，和稱為「B版本」的修改了的日記一起，出版了日記的初版。他拿走了幾篇文章，大多數是用不奉承的詞語形容他太太的，和一些形容安妮對性的興趣的篇章。他回復了他們一家的真實身份，但其他人依然沿用假名。
他把日記交給歷史學家安妮·羅美，她想出版日記的嘗試卻都不成功。然後她把日記交給丈夫，他從而寫了一篇關於日記的文章，叫「一個小孩的聲音」，於1946年4月3日刊在報紙上。他寫道：「日記結結巴巴地道出了一個小孩子的心聲，體現了法西斯主義的可怕，連紐倫堡審判都不及它。」他的文章引來了出版商的注意，在1947年，日記初版，1950年再版。美國的初版在1952年，日記被稱為「安妮·法蘭克：一個少女的日記」。後來艾拔·赫吉把它改編成為戲劇，於1955年10月5日在紐約首次公演，後來贏了普立茲獎。1959年，日記被拍成電影，「安妮·法蘭克的日記」，無論是評論還是票房都是非常正面。日子久了，日記的受歡迎程度也與日俱增，在很多學校，尤其是在美國，它被列入學校正規課程中，把安妮簡紹給新一代的讀者。
1986年，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發表了所謂的「評論性版」日記。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版本的比較，已修訂和未經修訂的都包含在內。它也包括了對日記真實性的討論，和附加的，有關這個家庭和日記的歷史資料。
1999年，安妮·法蘭克基金的前主席和美國大屠殺紀念教育基金的主席瑞積（Cornelis Suijk），宣佈他擁有被奧圖·法蘭克在出版前拿走的五頁日記；瑞積說奧圖·法蘭克在1980年臨終前把這幾頁都給了他。那幾頁，記下了安妮對父母關係緊張的婚姻的批評，和她母親對她的漠不關心。
當瑞積打算賣出那五頁日記以替他的美國基金籌錢的時候，惹起過一番不小的爭議。而手稿的正式主人，荷蘭國家戰爭文件研究所要求瑞積交出手稿。2000年，荷蘭教育﹑文化及科學部同意捐出300000美元給瑞積的基金，2001年，手稿回到他們的手上。自此之後，五頁手稿都被收入日記的新版本中。
[编辑] 對安妮與日記的肯定
在日記的美國發行版中,埃莉諾·羅斯福(即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在序中寫道:「在我曾閱讀過的書籍中,這是其中一個對戰爭影響的描述最為現實和聰慧的記載之一」。蘇聯作家Ilya Ehrenburg也認為,「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萬(猶太)人心聲的書,縱使這不是甚麼雄壯偉大的史詩,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記」。 安妮被認為是一個有高度寫作水準的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同時也被廣泛視為納粹對猶太人大屠殺,以及迫害主義的一個象徵。希拉里·克林頓(即前美國總統克林頓夫人) ,在她於1994年接受埃利·维瑟尔人道主義獎時的演說中,也提到安妮的日記「喚醒我們不要再作出愚蠢的岐視行為」(指當時於薩拉熱窩,索馬利蘭和盧旺達的種族戰爭和屠殺。
在獲得安妮·法蘭克基金頒授的人權獎後，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發表講話, 他說在閱過安妮的日記後，「在當中獲得許多鼓勵」。他把自己對種族隔離的反抗喻為安妮對納粹的反抗，並以「因為這些信條都是完全錯誤的，也因為古往今來，它們都在被跟安妮·法蘭克相似的人挑戰，所以它們是必定會失敗的。」來把兩種信念連繫在一起。
In her closing message in Melissa Müller's biography of Anne Frank, Miep Gies attempted to dispel what she felt was a growing misconception that "Anne symbolizes the six million victims of the Holocaust", writing: "Anne's life and death were her own individual fate, an individual fate that happened six million times over. Anne cannot, and should not, stand for the many individuals whom the Nazis robbed of their lives... But her fate helps us grasp the immense loss the world suffered because of the Holocaust."
The diary has also been praised for its literary merits. Commenting on Anne Frank's writing style, the dramatist Meyer Levin – who worked with Otto Frank on a dramatisation of the diary shortly after its publication [7] – praised it for "sustaining the tension of a well-constructed novel" [2], while the poet John Berryman wrote that it was a unique depiction, not merely of adolescence but of "the mysterious, fundamental process of a child becoming an adult as it is actually happening" [3]. Her biographer Melissa Müller said that she wrote "in a precise, confident, economical style stunning in its honesty". Her writing is largely a study of characters, and she examines every person in her circle with a shrewd, uncompromising eye. She is occasionally cruel and often biased, particularly in her depictions of Fritz Pfeffer and of her own mother, and Müller explains that she channelled the "normal mood swings of adolescence" into her writing. Her examination of herself and her surroundings is sustained over a lengthy period of time in an introspective, analytical and highly self critical manner, and in moments of frustration she relates the battle being fought within herself between the "good Anne" she wants to be, and the "bad Anne" she believes herself to be. Otto Frank recalled his publisher explaining why he thought the diary has been so widely read, with the comment "he said that the diary encompasses so many areas of life that each reader can find something that moves him personally".
In June 1999, Time Magazine published a special edition titled TIME 100: Heroes &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is a list of the 20th century's hundred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ians, artists, innovators, scientists and icons. Anne Frank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Heroes & Icons'. The writer Roger Rosenblatt, author of Children of War, wrote Anne Frank's entry [8]. In the article he describes her legacy:
The passions the book ignites suggest that everyone owns Anne Frank, that she has risen above the Holocaust, Judaism, girlhood and even goodness and become a totemic figure of the modern world — the moral individual mind beset by the machinery of destruction, insisting on the right to live and question and hope for the future of human beings.
[编辑] 對安妮與日記的否認和訴訟
[编辑] 有關日記的傅說
[编辑] 參見
[编辑]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