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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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俄语：перестро́йка发音 ，国际音标：[pʲɪrʲɪˈstrojkə]）是指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1987年6月起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它与当时的政治改革开放性(Гла́сность）共同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国内政策的关键词。перестро́йка一词的俄语字面意义即为“重建”，其意图为改变苏联陷入僵局的经济状况。
戈尔巴乔夫经济的经济改革开始了苏联从计划体制经济到市场体制经济的转变。改革不但未能改变苏联步履蹒跚的经济状况，反而事与愿违地激化了苏联的社会与经济矛盾，使苏联经济急剧恶化并走向崩溃，最终促使了苏联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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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经济改革的过程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此时的苏联社会与经济矛盾不断累积。自斯大林时代建立起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弊端不断显现。它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模式与实行行政为主的经济管理手段，缺乏生机和活力，过于疆化。进入八十年代，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与西方的经济技术水平，人民生活水准差距不断加大。
1985年4月，在他任职后举行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加速经济发展和进行改革的主张。1986年年2月，苏共27大通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同时决定进行经济政策改革。
1987年6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和组织问题。戈尔巴乔夫陈述了他的“基本理论”，为日后的经济改革铺下了政治基础。
1987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国营企业法。该法许可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确定产量，采购价格依企业与承包商谈判的合同价格而定，国家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改以国家订货与数字控制。由此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个体，国家不再会拯救那些亏损的企业，它们将直面破产的危险。由工人选举产生的团体代替国家部位对企业实施管理。过去为企业制定详细生产计划任务的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ю)进行了职能转变，仅对宏观生产指引并确定投资优先顺序。
1988年5月开始实施的《合营法》，是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该法是苏联历史上自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来第一次允许制造业、服务业与外贸部门中的私营成分的出现。法律颁布初期对私营经济课以重税并对劳务雇佣进行一定的限制，这些措施在后来的法律修订中取消。在此背景下，合营的餐馆、商店与制造企业开始进入苏联经济生活的舞台。
苏联在外经济领域的大胆改革，打破了外贸部在绝大多数外贸活动中的垄断。它允许各工农业分部根据自身责任与权限而不通过外贸部直接进行外贸活动，地方组织与个体国营企业也同时被赋予了这项权利。这些变化体现了对苏联终端用户、供应商和外国贸易伙伴之间交流缺失消除的尝试。
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在对外经济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应属对国外投资的开放，外国投资企业可以与苏联政府、国营企业、合营经济组成的合资企业的形式存在。1987年6月生效的最初版本的《合资企业法》最多只允许外方占有49%的股份并且要求企业的主席与总经理由苏方担任。后根据西方投资者的要求作出了相应的让步，修订后的法律许可外国投资者占有多数股份与取得企业控制权。《合资企业法》条款鼓励外国的投资者投入资本、先进技术与服务、管理技能与苏联的劳动力、基础设施和国内巨大的潜在市场相结合，发挥效益，提升行业水平。
一系列的经济变革措施并没有像预想中地那样“重建”自1980年代以来陷入泥潭的的苏联经济。但原先高度集权的指令式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变，虽然在货币兑换和价格控制等方面有所保留。
至1990年，政府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对经济情况的控制。亏损企业财政扶助与不断的零售价格补贴使财政支出激增，禁酒运动并发的伏尔加酒销售收入消失与区域自治带来的税收截留使中央政府税收下降。计划指令式的产品生产方式停止后，传统的供求关系解散了，基于市场的新供求关系仍然未建立。种种原因，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不但没有提高苏联的经济运转效率，他的中央放权政策反而使导致了生产瓶颈。
[编辑] 改革所未预见的结果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苏联的经济体制成为了既非市场经济又非计划经济的怪胎。已陷泥潭的苏联经济不断恶化，至1991年苏联最终解体的时候，其经济指数直线下降。199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跌落百分制之十七，并且下降速度处于加速之中。同时通货膨胀成为社会重大难题，1990年至1991年间，苏联商品零售价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
在此状况之下，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在过去，人们常要面对耐用品的短缺，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连食物、衣服等这些基本生活必需品也出现供应短缺。窘迫的经济状况在对外经济领域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硬通货债务明显增加，过去有着良好偿还记录的苏联政府出现了还款困难，大批债务累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开放性政策使这些信息被公开地披露与讨论，引起了公众的严重不满情绪。
经济领域的改革使苏联经济最终走向了崩溃，这也成为了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其影响在苏联解体后仍余及十五个前加盟国经济多年，使这些国家经济处于长期的不景气之中。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促使俄国经济最终走向了市场经济的道路。
著名的作家亚历山大·泽诺维耶夫将经济改革的俄语单词перестро́йка和“灾难”катастрофа合组成一个单词катастройка来讽刺经济改革的失败。他写道“所有企图避免的，都加倍出现……物价越来越高，队越排越长……”菲利普·汉森在他的From Stagnation to Catastroika: Commentaries on the Soviet Economy, 1983-1991一书中也用了катастройка此词。当时的人们编了无数关于经济改革的笑话，其中一个描写道，经济改革一词（перестро́йка）就是从希腊语中的“事故”翻译而来。苏联的老党员们更把新思维看反革命行为和对列宁事业的背叛。
[编辑] 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比较
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有着相似的初衷，但结果却完全不同。自从1980年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而苏联及其继承国的经济却急剧衰落。[1]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一种自顶向下设计的改革。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改革保留了许多苏联计划经济中的原有制度，如价格控制、对货币兑换的限制、对私有财产的排斥、以及政府对多数生产的垄断。并将目光聚焦在工业和合营经济上，以及外国投资与国际贸易有限的关注。工厂的经理不但要满足国家对产品生产的需求，同时要自筹资金。新思维不但没有改良苏联的经济，反而创造了新的经济瓶颈。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却是一种自底向上设计的改革，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轻工业和农业上（允许农民以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在沿海地区设立一系列经济特区，进行进出口活动并吸引外来投资。乡镇企业与双轨价格体制逐步代替先前的国家计划的价格体制。厂长负责制给于国有企业的厂长或经理更大的权利，改革了的银行体制与财政政策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苏联的经济改革却陷于财政无政府状态和收入的锐减）。
两者又一根本性的区别，是苏联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思想领域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性自由化政策。而中国在政治领域的改革却显得十分谨慎，始终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统治。中国方面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思想进行批判，认为其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策是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编辑] 参见
[编辑] 参考内容
[编辑] 深入阅读
-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新思维》，1989，求实出版社，ISBN 7-80033-094-X/D·36
- Perestroika: 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Mikhail Gorbachev, Perennial Library, Harper & Row, 1988, trade paperback, 297 pages, ISBN 0-06-091528-5
- The Perilous road to the Market, Prem Shankar Jha, Pluto Press, 304 pages, ISBN 0745318517
